编者按
在中华文明的历史上，唐、宋是比较有代表性的两个朝代，其经济、文化和民族融合发展都在历史上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当然，这两个朝代的繁荣不仅仅是依赖于经济军事，还有政治制度中法律制度的维持。这些律令体系的建立和成熟，推动唐宋时期中国社会的法制建设进入新高潮，也对当时以及后来的王朝都产生过积极作用。其中，对于会造成人财损失和社会混乱的火灾，两个朝代的法律制度中都有所规定。可以说，古人对防火法度的规定十分严酷，也从侧面反映出古人希望杜绝火灾的强烈愿望。（栏目编辑：谭 婧）
张 晔/文
上期我们给大家介绍了早期的失火罪，提到了“春秋决狱”，但随着封建集权政治的深化，礼律合一成为我国古代法制思想的主流，这期接着上期的历史脉络，从唐代说起。
很多读者都知道“唐律”，但如果翻阅史书，有唐一代并没有称为“唐律”的，这只是后人对《永徽律疏》的称呼。“律疏”是对“律”的解释，那是什么“律”呢，这就是要从唐开国说起。
经历了三百多年魏晋南北朝的战乱，唐承隋制，国家初定之时，唐高祖李渊于武德四年命裴寂等以隋朝的《开皇律》为准，撰定律令，武德七年（624年）制定了《武德律》。这是唐代首部法典。唐太宗李世民即位以后，于贞观元年命长孙无忌、房玄龄等人在《武德律》基础上，再次参照隋朝的《开皇律》，制定新的法典，贞观十一年（637年）完成，史称《贞观律》。《贞观律》增设加役流，确定了五刑、十恶、八议和类推等制度，缩小了连坐处死的范围。这部律书基本确定了有唐一代律令的主要内容与风格。唐高宗永徽二年（651年），长孙无忌等在《贞观律》基础上再次修订。最终形成了《永徽律》。
有了法律条文，就要有司法解释，地方与中央的解释要一致，才能实现政令畅通，于是唐高宗在次年就要求对《永徽律》进行解释，经过一年的编撰，《律疏》与《永徽律》经过高宗的批准，附于律文之后，合称为《永徽律疏》。至元代，人们称《永徽律疏》为《唐律疏议》，因为疏文开头都有“议曰”二字。
该部“律疏”总结了汉魏晋以来立法和注律的经验，不仅对主要的法律原则和制度作了精确的解释，而且尽可能引用儒家经典作为律文的理论依据。《永徽律疏》标志着中国古代立法达到了最高水平，对后世宋元明清的法典产生了深刻的影响，是迄今保留最完整的最早的一部法典。它的形成也标志了中华法系的形成。
很多读者也许要问，中华法系究竟有什么特点，简单来说就是“礼律合一”，但是这其中的“礼”，一定包含着封建统治阶级的特色，比如“刑不上大夫，礼不下庶人”演变而来的“八议”减免刑罚和从法律制度上对人划分“良贱”等。其次是中央政权有最高的立法权，换句话说皇帝有“杀伐决断”的最终决定权。第三点就是“诸法合体”，如我国古代一直没有独立的“民法典”或“刑法典”，直到清末才出现了第一部刑法典《大清新刑律》。
有了这样的初步概念，我们对下面的这些案例也许就能有比较清楚的认识。
唐代归于刑罚
《唐律疏议·杂律》：诸失火及非时烧田野者，笞五十；非时，谓二月一日以后、十月三十日以前。若乡土异宜者，依乡法。延烧人舍宅及财物者，杖八十；赃重者，坐赃论减三等；杀伤人者，减斗杀伤二等。
【疏】议曰：“失火”，谓失火有所烧，及不依令文节制而非时烧田野者，笞五十。其于当家之内失火者，皆罪失火之人。注云“非时，谓二月一日以后、十月三十日以前。若乡土异宜者，依乡法”，谓北地霜早，南土晚寒，风土亦既异宜，各须收获总了，放火时节不可一准令文，故云“各依乡法”。延烧人舍宅及财物者，各杖八十。“赃重者 ”，谓计赃得罪重于杖八十，坐赃论减三等。准赃二十匹以上，即从赃科。“杀伤人者，减斗杀伤罪二等”，谓烧杀人者，失火及烧田之人减死二等，合徒三年；不合偿死者，从本杀伤罪减。其赃若损众家之物者，并累亦倍论。
简单翻译下，是指在非农时失火，且造成损失，烧毁田野的，要受到笞刑，被鞭笞五十下，非农时是指二月一日之后至十月三十日之前的这段时间。但是南北有别，时间可以根据地方上的规定进行合理的变化。如果火灾蔓延烧毁了他人的房舍和财务的，要被杖打八十下，如果烧毁的财物过于贵重，比偷盗处罚的杖打八十的赃物还要多，那就从偷盗罪的刑罚。根据解释，差不多烧毁二十匹以上的，就要根据偷盗罪的刑罚减三等来处罚了。如果是因为失火导致人死亡的，就要按照斗殴杀伤人的刑罚，减二等来处罚。
暂且不论这个笞刑和杖刑的轻重，仅相对来说，还是有轻重之别的，特别是在处罚的时候考虑到了时间、场所、损害后果的不同。但很特殊的一点是失火行为是要承担刑事责任的，而不是承担民事责任。之前我们曾提到的《二年律令》，失火是“罚金四两，债所燔”，并没有处以刑事处罚。但这仅仅是汉代如此，之前秦代的“杖刑”和“弃灰法”到《北齐律》的“鞭之一百”，都体现了失火罪偏重于刑事处罚的特点。
宋代更为严厉
《宋刑统》沿袭了《唐律疏议》，内容和篇目都大体相同，它是我国第一部刊印颁布的法典。有宋一代，给我们的感觉是比较软弱的，对外与辽签订不平等条约，一直没有解决收付燕云十六州；对内，宋代皇权与丞相文官的斗争也较为频繁，而且文学成就极为璀璨夺目，但从法制史的角度，笔者却觉得宋代的几个例子是有点“恐怖”的，比如“凌迟”这个刑罚，虽然源于五代，但宋仁宗时期开始用，宋神宗时代将其成为常刑。在南宋的《庆元条法事类》中，正式成为法定刑。这种极其残酷的刑罚竟然成为了法定刑，也从侧面反映出封建中央集权的深入和严酷。
更可怕的是这个刑罚竟然有用在失火罪上的案例。宋真宗大中祥符八年（1015 年），四月二十三日，荣王府发生大火，殃及周边五个王府和诸多大内府库。这场大火烧了两夜一天，烧死和因救火而死的高达1500多人，焚毁了宋初大部分积蓄，特别是集天下之财富试图用于收复燕云十六州的左藏库完全焚毁，令北宋元气大伤。而秘阁史馆的珍贵典籍的焚毁，更是让中华文化受到了重创。调查得知是一名掌茶酒的婢女韩氏，与一名亲事官私通，合伙盗窃宝器，事情败露后，纵火灭迹以潜逃，也有一种说法是逃脱抓捕的时候，打翻了蜡烛，蜡烛烧着了帷幕所致。事后，真宗赵恒下诏，韩氏断手足，令众三日，凌迟处死，知情人处斩，余并等第决配。这可能是迄今为止最为严厉的处罚了，那是将其放火或失火的行为认定为谋逆。据说，宋代火灾事故非常多，朝廷希望通过严刑峻法来整肃行为，以达到预防的效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