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与西方古代法律同宗教相生相伴不同，中国古代法制深受儒家学说和伦理纲常的影响。其显著特征是把维护“三纲五常”为核心的礼教作为立法、司法的宗旨，即维护“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的人伦关系。可以说，礼法关系始终是中国古代法制的主题。本期让我们结合我国最古老节日之一的寒食节，通过晋文公与介子推的故事，来聊聊一种作为中国潜在的“礼”而存在的中国传统法律和礼仪之邦的“义”思想。（栏目编辑：谭 婧）
张 晔/ 文
每年的清明节，微信朋友圈总会流行一条关于清明节的知识帖，内容是关于“寒食节”“清明节”和“上巳节”的历史演变，其中一定会提到“介子推”。笔者突然有了一个疑问，放火烧山是非常严重的罪行，晋文公胆敢如此，该如何自处？介子推背着母亲上山，最后双双葬身火海，毕竟他个人避世是个人的选择，最终还间接导致了母亲的死亡，介子推是不是该负上杀母的罪责？
从“求之不得”到“不出而焚死”
《左传·僖公二十四年》记载，“晋侯赏从亡者，介之推不言禄，禄亦弗及……其母曰：‘能如是乎？与汝偕隐。’遂隐而死。晋侯求之不获，以绵上（地名）为之田。曰：‘以志吾过，且旌善人。’”
《左传》是最早记录介子推其人的文献，从中我们可以看到，晋文公并没有放火烧山，其次，介子推也没有带着母亲上山。其中他母亲与他的对话主要集中在是否该求赏这个主题，介子推的大意是：
晋文公能做国君，那是天不亡晋，他所做的只是人臣该做的，求赏是贪天之功，明明知道不是自己的功劳，还要求封赏，那就是罪过，所以他要去隐居。
他的母亲支持了他的想法，跟随他去隐居，最后隐居至终老。晋文公也许是去找过他，没有找到，就用“绵上”这个地方的田地作为他的封地，顾炎武《左传补正》认为这块地是“禄其子”。
那之后怎么会有放火烧山的说法呢？那可能是后人揣测“求之不得”而来。战国末年的著作《吕氏春秋》对“求之不得”进行了解读。
《吕氏春秋·季冬纪·介立》“晋文公反国，介子推不肯受赏，自为赋诗……悬书公门，而伏于山下。文公闻之……避舍变服，令士庶人曰：‘有能得介子推者，爵上卿，田百万。’或遇之山中，负釜盖簦，问焉，曰：‘请问介子推安在？’”应之曰：‘夫介子推苟不欲见而欲隐，吾独焉知之？’遂背而行，终身不见。人心之不同，岂不甚哉？”
此时，故事已经演变为晋文公派人上山寻找介子推了。至西汉刘向的《新序·节士》对“求之不得”有了更进一步的，甚至是可怕的解读。
“介子推……遂去而之介山之上。文公使人求之不得，为之避寝三月，号呼期年。诗曰：‘逝将去汝，适彼乐郊，谁之永号。’此之谓也。文公待之不肯出，求之不能得，以谓焚其山宜出，及焚其山，遂不出而焚死。”
在《新序》中介子推与母亲的对话成了直接与晋文公之间的对话，还把文公塑造成一个极其“痴缠”的形象，又避寝三月，又号呼期年，最后有点恼羞成怒的感觉，开始焚山逼迫其出来。这种揣测有点夸张，但结合“节士篇”的内容，其实这种略微有点艺术化的描述，也只是用了对比的手法塑造甚至抬高介子推“节士”的形象。
这究竟是为什么？
我们之前几期就提到过，放火，从古至今一直是非常严重的罪行，虽然古代是封建君主制，君主是“受天命”，只要发个“罪己诏”就可以免责了，但毕竟明目张胆地“放火烧山”还是说不过去的，刘向为何要把晋文公描绘成那么“丧心病狂”？后世还要加上带上母亲一同赴死的形象？难道标榜“节士”非要用这样的对比？也许可以从我国秦汉时期的家庭法来探讨一下。
以“义”杀人竟可留名
我们都知道我国从古至今都极其重视孝亲，还有“父为子纲”的说法，虽然自先秦起，法律就规定不得杀子、弃婴等，如《法律答问》中有“擅杀子，黥为城旦舂”的律文，但实际情况是，礼与法在父子关系上仍然存在一些矛盾。因为以“礼”和“义”的名义杀子，可能不仅不会受到法律的制裁，还可能流芳百世。
“若夫琅琊儿子明……兄死，收养其孤，爱不异于己之子。岁败谷尽，不能两活，饿杀其子，活兄之子。临淮许君叔亦养兄孤子，岁仓卒之时，饿其亲子，活兄之子，与子明同义。”《论衡·齐世篇》
这种饿死自己儿子的行为，竟然被世人称颂，当事人还被称赞为“仁义之性”的“建节之士”。
我们比较熟悉的还有“郭巨埋儿”的故事，为了不让孩子与老人争夺食物，竟然将儿子活埋了，这种行为，竟然可以被载入二十四孝，并且流传至今。我们从中也可以看到，比律法更具有影响力的是当时社会公认或推崇的所谓的“义”，也许这种“义”是违反了律令，但没有关系，道德的力量在当时更为强大。
也许从这个角度，可以理解为何介子推的故事演变到后世，一定要加上与母亲共同赴死的情节。因为自汉代起，标榜的“节士”一定要带上点“悲情”的色彩，可以舍弃亲情、伦理、爱情等，光隐士不求封赏并不足以让介子推成为“节士”，充其量也只是个“隐士”，如何抬高形象，一定要加上点“礼”的阐发。于是揣测晋文公“焚山”的极端行为，烘托出介子推为了“义”不仅自己的命不要，连母亲的命都可以不顾的“节士”的形象。
“以下犯上”罪不可赦
回到最初的问题，如果是杀母，或者宽泛点说小辈胆敢伤害父辈，那该负上什么罪责？一定是死罪。而且“不孝”与谋杀父母、殴伤父母是并列之罪，量刑皆为弃市。何为不孝，没有明确的标准。
《二年律令·贼律》明确规定：“父母告子不孝，皆弃市。”
而且这里不仅仅是指子女，还包括了儿子的妻子。“妇贼伤、殴詈夫之泰父母、父母、主母、后母，皆弃市。”《张家山汉简（247 号墓）》殴是指殴打，詈是谩骂的意思。更甚的是，不孝、谋杀父母等罪是与谋逆之罪一样，不可赦免的。
也许正是由于这样严苛的家庭关系，中国历史上不愚忠愚孝之“名士”，为了忠孝可以舍弃一切。幸好，最初文献记载中的较为真实的介子推和晋文公并没有那么扭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