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　岚/ 文图

长征时红军共分四路，分别是：红一方面军即中央红军；红二方面军（红2、红6 军团）；红四方面军和红二十五军。长征期间，四路红军共进行战役战斗六百余次，其中有几次著名战役，在党史军史上留下了浓重的一笔。

四渡赤水 ：毛泽东军事生涯的神来之笔

四渡赤水之战，是遵义会议确立毛泽东在党中央和红军的领导地位后，他指挥的第一个战役行动，在毛泽东的军事生涯中具有重要地位。
四渡赤水发生在1935 年初，作战区域主要在贵州、四川、云南三省交界的赤水河一带。在三个多月时间里，毛泽东指挥中央红军，按照机动灵活的战略战术，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在赤水河两岸穿梭往来，纵横驰骋于四十万敌军丛中，在运动中创造战机，成功摆脱了国民党军的围追堵截，创造了以弱胜强的奇迹，也从根本上扭转了长征以来的被动局面。
1935 年1 月19 日，遵义会议后的中央红军执行“北渡长江，赤化四川”的《渡江作战计划》，离开遵义城区，向土城、赤水地域开进起，中经1月28 日青杠坡之战及随之而来的1 月29 日土城、元厚一渡赤水避敌锋芒，到2 月18 日至20 日在太平渡、二郎滩二渡赤水杀回马枪取得遵义大捷，再到3 月16 日至17 日在茅台三渡赤水瞒天过海隐蔽川南，再到3 月20 日至22 日在太平渡、二郎滩四渡赤水后跳出敌人的重兵包围圈，飞兵贵阳，调出滇军，于1935 年5 月9 日全军北渡金沙江，实现了遵义会议上明确的北渡长江的战略目标，将四十万国民党追兵全部甩在金沙江南岸为止。在长达111 天的艰难转战中，三万多极度疲惫、无后方支持的中央红军，在与国民党围追堵截的四十万大军兵力对比超过1:13 的极端劣势情况下，克服了重重困难，转战了一万多里，大大小小战斗打了四十多场，灵活地变换作战方向，纵横驰骋于川黔滇边界地区，巧妙穿插于敌人重兵集团之间，调动和迷惑敌人。当发现敌人的弱点时，立即抓住有利战机，集中兵力，歼敌三万余人，俘敌三千六百余人，摆脱了敌人的围追堵截，彻底粉碎了蒋介石企图围歼红军于川黔滇边境的狂妄计划，牢牢地掌握了战场的主动权。
四渡赤水战役，是中央红军在川黔滇边地区进行的一次出色的运动战，是中国革命历史上一次胜利的关键之战、生死之战。中央红军在取得四渡赤水战役的胜利之后，又取得了强渡大渡河、飞夺泸定桥、突破天险腊子口等战役的胜利，最后与西北红军会师吴起，鏖战直罗镇，取得了二万五千里长征的伟大胜利。 随着岁月的流逝，暗淡了刀光剑影，远去了鼓角争鸣，但是，在中华民族的灿烂历史上，四渡赤水战役依然以其独有的魅力，吸引着每一个来到赤水河畔的人们。

飞夺泸定桥：蒙哥马利元帅称之为“军事奇迹”

1935 年10 月，在长征即将结束的时候，毛泽东写下壮丽诗篇《七律·长征》。诗中“金沙水拍云崖暖，大渡桥横铁索寒”，记述了中央红军长征中两场著名的战斗——强渡大渡河和飞夺泸定桥。
1935 年5 月25 日，红一团第一营营长孙继先率“十七勇士”在枪林弹雨中，以一条木船强行从安顺场渡河，在国民党军视为天险的大渡河防线上，撕开了一个缺口，为红军沿大渡河两岸夹河北上夺占泸定桥创造了有利条件。然而要用仅有的几只小船将几万红军渡过河去，最快也要一个月的时间。国民党的部队紧追不舍，形势十分严峻。情急之下，5 月26 日上午，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人商定后，当即作出了夺取泸定桥的指令。
泸定桥全长103.67 米，宽3 米，由13 根粗铁锁链组成, 横卧在大渡河上，9 根为底链，左右各2 根边链，共有12164 个铁环相扣。铁环有碗口粗。每个铁环上都有一个烙印，上面刻有工匠姓氏。中国古人素有工匠精神，他们对自己的产品精益求精，可以说每一环铁索的质量都可责任追究。
1935 年5 月28 日清晨，红四团在行军途中接到电令，要于29 日拂晓前赶到泸定桥，这比原计划提前了一天。在后有追兵、前有拦阻的情况下，红军要在不到一昼夜时间内急行240 里。
当年红军冒着倾盆大雨，在悬崖峭壁上可以说一路急行军抵达时，泸定桥上的木板已被守城川军拆除了一大半，只剩光溜溜的铁索横空摆荡在怒吼的大渡河之上。5 月29 日16 时，总攻开始。22名突击队员手持冲锋枪或短枪，腰缠手榴弹，冒着枪林弹雨一边铺着桥板，一边匍匐在铁索上向对岸攻击前进。当突击队爬到桥中间时，守敌突然在桥上烧起冲天大火，勇士们冒着烈火冲到对岸，占领了泸定桥。
当年的22 勇士，是新中国成立后曾担任铁道兵司令部副司令员的罗华生将军亲自挑选出来的。
当时他挑人的标准，必须是共产党员、共青团员，起码也要是入党入团积极分子。凡是干部，战斗英雄，立过功的，都是他挑选的对象。
22 位勇士中的李友林、刘金山曾回忆：快到东桥头时，熊熊大火将铁索烧红。1999 年去世的江西赣县籍的老红军刘金山，当时因烧伤留在手、臂、腿上的伤疤，一生都没有褪尽。
整个战斗仅用了两个小时，便奇绝惊险地飞夺了泸定桥，粉碎了蒋介石南追北堵欲借助大渡河天险将红军变成“第二个石达开”的美梦。
毛泽东在延安会见美国友好人士斯诺时曾说：“强渡大渡河是长征途中最关键的事件，如果在那里失败了，红军就可能被消灭。红军之全部渡过泸定桥，确为红军的莫大成功。”可以说，没有飞夺泸定桥的胜利，就没有红军长征的胜利，就没有今天的新中国。英国元帅蒙哥马利称之为“军事奇迹”。
美国西点军校也将其列为军事教材之一。
在群山和激流相映间，泸定桥至今巍然屹立在奔腾河水之上，涛声依然轰鸣于耳。铁索桥高于河面数丈，两岸是峭壁，东桥头与泸定城相连。
康熙帝当年御批建成此桥，这也是大渡河上的第一座桥梁。大桥于1706 年建成，康熙帝取“泸水”“平定”之意，并在桥头立御碑，苍劲有力的“泸定桥”三个大字就出自康熙御笔，泸定县也因此得名。泸定桥两岸的桥头堡为汉族木结构古建筑，为中国独有。
当地政府在这里修建有红军飞夺泸定桥纪念馆。一走进红军飞夺泸定桥纪念馆，大厅牌匾上“十三根铁索扛起一个共和国”几个大字赫然入目。
来此参观的游客无不感叹这一壮举。
每逢节假日，泸定桥上游人如织，或驻足留影或抚摸铁链。每年国庆黄金周，据说来泸定桥的游客多到要限流，每5 分钟放行一次，一个黄金周泸定桥的门票收入就有20 多万。
“飞夺泸定桥”之役是中国共产党长征时期的重要里程碑，为实现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红一、二、四方面军会合，最后北上陕北结束长征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在中国革命史上写下了不朽的篇章，有“十三根铁链劈开了通往共和国之路”的壮美赞誉。

王　岚/ 文图

酒香里注满传奇色彩

茅台，在几代国人的记忆中，留存着一种神秘而美好的向往。
茅台镇位于仁怀市赤水河东岸，距县城十公里，是国酒茅台的故乡；群山环峙，形势险要，是川黔水陆交通的咽喉要地，古有“蜀盐走贵州，秦商聚茅台”的繁华写照；茅台镇也是中国工农红军四渡赤水的第三渡口，镇内建有“红军四渡赤水纪念园” “红军长征过茅台陈列室”；茅台还是连接历史名城遵义和国家级风景区赤水的通道，沿途风景秀丽，令人陶醉不已。
红军四渡赤水的第三渡，就是在茅台。
我们跨过铁索桥，沿着鲜花盛开的小径，首先来到“红军长征过茅台陈列室”。偌大的展厅内，人们安静有序地排队参观。工作人员介绍正讲解：当年红一、三军团各部先后抵达茅台，茅台满街都住满了红军，红军纪律严明，只住在沿街两侧的凉厅，一时，凉厅全睡满了人，连茅台河沙坝也坐满了人。不久，红五、红九军团，遵照军委渡河部署，也陆续开抵茅台。
1935 年3 月16 日至17 日，中央红军在茅台渡口大张旗鼓三渡赤水河，在达到调虎（龙云）离山（云南）战略意图之后，于3 月21 日至22 日秘密四渡赤水河，兼程南攻贵阳，西进云南，巧渡金沙江，取得了战略转移的决定性胜利。
当年，茅台有资本家在这里开设盐号，还有成义、恒兴、荣和三家酒房。红军在茅台期间还打开盐仓，把盐巴分给穷人。
红军在茅台期间，在当时的荣和、成义等几家烧房买酒来喝，并用茅台酒疗伤解乏。红军茅台沽酒，留下了许多佳话传说。
当时，红军中有也有人知道茅台酒在1915 年荣获巴拿马万国博览会金奖的故事，一传十十传百，长征到了出产茅台酒的地方，自然就有红军战士从这三家酒厂买酒品尝或者用于治病疗伤。毛泽东和周恩来的警卫员都曾经回忆：用了四块银圆买了一些茅台酒给首长们品尝。
长征时期，敌军围追堵截，药品奇缺，红军战士们便用茅台酒来暖身疗伤，成为红军三渡茅台留下的一则有趣故事。
如今，当年红军沽酒处，也成了人们回忆凭吊的场所；而且，因为红军过茅台，此后茅台酒更是声名远扬，成为红色记忆的一部分。
1935 年3 月，红军长征途经仁怀，在仁怀、赤水、习水和四川古蔺之间的赤水河沿线四渡赤水，成功摆脱敌人的围追堵截，顺利北上，为长征的最后胜利奠定了基础。红军在仁怀前后的十余天时间里，广泛深入开展宣传革命真理，播撒革命火种，惩治恶霸地主，没收土豪劣绅财物，解救劳苦大众，开仓放粮等工作，留下了许多广为传颂的佳话。其中，针对当时盐巴金贵、一盐难求的现状，红军进入仁怀后，当即打开茅台盐仓，把沙滩马桑坪两家盐号“华家号”“义明号”的存盐全部分给当地贫苦群众，并现场没收了盐商运送途经仁怀赤水河段的十余船盐巴约7 万余斤，全部分发给了当地劳苦大众和船工。
茅台镇如今已经是著名旅游胜地，空气中弥漫着时有若无的酒香。但是在茅台，最吸引人们的还是连接赤水河两岸的铁索桥和“红军用茅台酒泡脚疗伤”“刘伯承拔枪打乌鸦”“红军开仓放盐”等等传奇故事。
梅子坳是一个小山垭，当年茅台通往遵义的大道从这里经过。居民就在路的两旁依山建住房，逐渐成为小街。
1935 年3 月15 日晚，毛泽东率领红军住在这条小街上李玉楼家的房子里。该房是一幢旧式木结构街面房屋。1974年11 月中旬，毛泽东的警卫员陈昌奉将军来仁怀时指认说，毛泽东与他住东房，刘伯承和警卫员住西房。
据陈昌奉介绍，时任红军总参谋长的刘伯承应一位警卫员的请求，从房后的一株高30 米的泡桐树上打下了一只乌鸦。当时一位调皮的警卫员开玩笑说，是因为树上乌鸦多，运气好碰上的。刘伯承听后毫不介意，笑着叫那位警卫员拿来一个鸡蛋，让他使劲往天上抛，当鸡蛋在天空中小得像一粒黄豆时，刘伯承沉着地一举枪，鸡蛋随着枪声碎了，警卫员们连声叫好。刘伯承平静地说，你们当警卫员的保卫首长安全责任十分重大，要好好练习功夫。
毛泽东与刘伯承在这里住了一夜，第二天一早便向茅台进发，在茅台三渡赤水。而那棵泡桐树因为长得快，影响庄稼，老百姓将树砍了，随后树桩上又长出了新树，如此两三次，现只存树桩。现属红军四渡赤水战役旧址茅台渡口组成部分，2006 年5 月25 日，国务院公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用灯光秀演绎红军四渡赤水感召后人

夕阳西下时分，我们来到茅台新镇，等候晚上的灯光秀。
看看时间还早，我们便来到茅台渡口。
茅台渡口是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四渡赤水”第三次渡河的唯一渡口。为纪念红军“四渡赤水”，仁怀县人民政府决定在茅台镇茅台河畔当年红军搭建浮桥渡河的下渡口兴建“茅台渡口纪念碑”。1979 年7 月动工，1982 年列为贵州省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茅台渡口纪念碑位于仁怀市茅台镇对岸山羊坳下的赤水河畔，依山傍水，巍然屹立，绿树环绕，肃穆幽静。纪念碑则建于河岸上面积约80 平方米的一个小平台上，周围有高一米白色预制水泥栏杆围绕。其间的栏额是呈回字形的连续图案，古朴素雅。小平台下修有堡坎三级，堡坎右侧有石梯三十余级，沿梯可下至河边渡口，小平台建有宽一米左右的防洪排水沟。
天渐渐暗了，茅台镇广场上响起了音乐，许多妇女随着乐声翩翩起舞；长廊回旋，老人们穿着当年的红军制服，有的还佩戴着勋章，在哼唱着红军歌谣。对岸，“四渡赤水纪念塔”在灯光和星光映衬下，显得格外凝重。突然，人们涌向赤水河边，灯光秀开始了！
整个灯光秀近一个小时。当灯光亮起，原本喧闹的广场瞬时安静下来。人们默默站着，奔跑欢笑着的孩子被大人抱在怀里，怀着敬仰的心情看完。我们采访了几位大学生模样的年轻人，他们纷纷说 ：“在大城市什么样的灯光秀没看过？
但是用灯光秀这种形式来反映一段艰难的历史，讲述斗争的残酷，表现红军指战员英勇果敢和军民鱼水情，这还是第一次。
这里的灯光秀为我们上了一堂生动的历史课，让我们年轻人知道了如今幸福生活的来之不易；而且运用这样现代的形式，也让我们很容易接受。”
回仁怀市区时，我们坐上一位当地小伙子的车，原来他是一位退伍军人。我们问他为何不到大城市去闯荡一番，他自豪地说：“茅台是我的老家，这里是红军呆过的地方，这里有许多传奇，我对这里有感情！年轻人哪里不能创业？明年，我就要进茅台酒厂工作了，我相信茅台的年轻人都是好样的！我们愿意把自己的家乡建设得更美，吸引更多的人来我们茅台。”
我们相信：红军经过的地方，不仅留下传奇，还能创造传奇！

王　岚/ 文

长征途中第一个婴儿

贺子珍在长征路上冒死生下的孩子，后来不曾再见过，终究成为她一生的痛。和她几乎同时在敌人的围追堵截和枪声中生产的，还有闽粤省委书记、邓发夫人陈慧清。但是，长征途中第一个生孩子的，却是一个叫曾玉的女红军。
曾玉本来不在长征名单中，但当她听说自己的丈夫、红五军团参谋长周子昆也在出征的行列中时，竟不管不顾地挺着7 个月的大肚子悄悄跟在队伍后面，一路走下来，成了名副其实的“编外”成员。因为是“编外”，她没有口粮，没有装备，更没有马匹可以代步，她只是凭着一个女红军坚强的毅力和一个女人对丈夫发自内心的爱，紧紧跟随着大部队。曾玉的坚强和执着，深深打动了和她一同走在路上的其他女人们。
蔡畅、邓颖超、贺子珍、李坚真、萧月华等对她一路上照顾有加，匀一口饭给她，腾一个角落让她休息，更重要的是，既然已经走在一起了，就决不让她掉队。
一天，女人们刚刚使出浑身力气爬上老山界峰顶，还来不及喘口气，就接到赶快下山的指令。大家连忙搀扶着往山下赶。这时，曾玉悄悄告诉钱希钧，肚子疼得厉害，好像要生了。看着疼得满头是汗的曾玉，钱希钧不敢怠慢，连忙去向团长董必武汇报，并找来一副担架让她躺了上去。可刚走不远，却遇到敌人袭击，胆小的挑夫放下担架逃命去了。长征途中挑夫扔下货物或是担架一走了之是常有的事，钱希钧无奈地把曾玉扶上马，随着马的颤动，只见鲜红的血顺着曾玉的腿流下来，湿透了马鞍上垫的被子。曾玉从马上被扶了下来，后面的枪声越来越近，董必武叮嘱女红军们，一定要把曾玉带上，让她安全生产。经过一路的颠簸和惊吓，曾玉怎么也跑不动了，低头一看，只见孩子的头已经探出了母亲的身体。可怜的孩子，她哪里知道，一旦降临到这世界上，她就将永远失去母爱！
女红军们架着曾玉一步一个血印地朝前走，她们要找一个可以生孩子的稍微安静和安全点的场所。但莽莽山林中，不见一户人家，钱希钧只找到了一把枯草。几个女人把曾玉围了起来，什么都没有，在这把枯草上，长征途中红军的第一个婴儿降生了。婴儿哭声响亮，紧闭的双眼还来不及睁开，她的母亲就要被迫离她而去了。曾玉狠心地将她留在了出生的地方，任她哭嚎，任她悲鸣。因为这位年轻的女人不仅是母亲，她此时更是一位战士，她知道部队的纪律，更知道部队面临的险恶处境。孩子的哭声还在继续，女红军们则架起欲哭无泪的曾玉继续赶路。
艰难的战争环境中，女人们生下的孩子用毛巾或者白布一包，内附一张字条，放在出生的地方，似乎成了长征途中先生后舍的模式。那些放弃自己孩子的母亲是不幸的母亲，但同时她们也是世界上最伟大的母亲。

长征路上的婚姻

长征开始的时候，组织上有规定，女红军在长征路上没有谈恋爱的不准谈恋爱；谈了恋爱的，不准结婚；结了婚的，不准怀孕生育。当红军历经千辛万苦到达贵州遵义，部队暂时解除了夫妻不能同住一室的规定，女人们又能和丈夫在一起了，她们似乎找到了在红都瑞金的感觉。男人和女人在一起，感情是免不了的，即使在长征这样非常艰苦的年代。
长征路上结婚，王泉媛和王首道是破例第一对。当年王泉媛只有22 岁，活泼大方，工作能力又强，很是招人喜欢。
他们的不平凡在于他们的婚姻是一段始于长征、终于长征，仅有两日情缘的婚姻。王泉媛和王首道在遵义是同在一个部门工作，每天抬头不见低头见，有道是日久生情。尽管两人还刻意掩饰着，但热心的大姐们还是发现了两人间的眉来眼去。就在红军进遵义城的第7 天，女人们在忙完了一天的工作后，蔡畅、金维映和李坚真把王泉媛拉到一边，以大姐的身份仔细询问她对王首道的印象，当她们从王泉媛嘴里得到肯定的答复后，三个女人不由分说就把王泉媛直接送到了王首道的房间里。
这天晚上，两个互相爱慕的人交换了定情物。王首道送给王泉媛一把他从战场上缴获的小手枪和八发子弹，王泉媛给他的是一个承诺：送一双亲手纳的千层底布鞋。一日夫妻百日恩。他们在一起真的只有一个夜晚，第二天就不得不跟随大部队撤出了遵义城。撤出遵义后，直到1935年6 月26 日，王泉媛随干部休养连到达两河口，先一步到达的王首道得到消息后，派通信员送去一信，两人才得以再聚首。但短短一夜的恩爱，马上就在黎明时分出发的号角声中中止了。此后王泉媛历经艰辛，却再也没有和心上人相聚的机会，好心大姐们极力撮合的好事，让她饱受几十年的相思之苦。

长征途中的友情

随红军主力部队出发的三十多位女红军 ，没有一个中途退却的。
三十多位女红军中，危秀英是出了名的小个子，大家都亲热地叫她“矮子”。但据说，在长征路上，她也是抬担架最多、救人最多的一位。
长征伊始，面对日益严峻和恶劣的局面，女红军们提出了一句口号：不掉队，不带花，不当俘虏，不得八块钱。
当时部队有条纪律，如果有红军在途中跟不上队伍，就会被寄养在老百姓家里，组织上留下八块钱作为生活费。
为了便于统一行动，中央红军一出江西，便将女红军们集中起来，成立了一支由刘群先任队长，金维映任政治委员、党支部书记的妇女队，让她们自己供给自己，自己照料自己。由于当时条件的限制，组织上没有给她们太多的照顾，她们的待遇和男战士毫无二致，只是偶尔在她们患病或来例假时，有的人可能会骑几天马。
就是在这样是情况下，女人们之间结下了深厚的战斗情谊，这种情谊是以生命为代价的。翻过老山界后，部队进入了云贵高原。邓六金发高烧，拉起了肚子，来势非常凶猛，连路都不能走了。大部队不可能因为某个人而改变行程或者放慢速度的。连长征求邓六金的意见，是否把她寄放在老乡家里。邓六金连话都说不出了，但就是不肯拿八块钱。危秀英见状，主动向连长请求让她来照顾邓六金随部队一起行动。
一路上，危秀英将自己和邓六金的背包都背在身上，挽着极度体弱的邓六金，还削了个棍子让她支撑着。渴了饿了，她就去找来水，就着茶缸一起啃几口冰冷的干粮。
到了晚上，则打开仅有的半条毛毯，两个女人瘦弱的身子紧挨着彼此温暖对方。有几次，邓六金看到矮小的危秀英累得气喘吁吁，实在过意不去，含着眼泪说：“秀英，你走吧，把我留下，要死就死我一个……” 危秀英毫不犹豫地回答：“不！我们都不能死！革命还没有成功，只要我在，我就不能把你一个人留下！”这对红军姐妹，一个病，一个累，她们相扶相持，最后完成了二万五千里长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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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斗学习，文艺花开”

贵州的习水，静谧而古老，掩映在群山中，是一片红色的土地。

1935 年，中国工农红军长征，在贵州境内留下了著名的“四渡赤水出奇兵”的现代神话，其中一、二、四渡赤水就在习水境内。这里既有红军四渡赤水河留下的指挥部旧址，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同志住居，青杠坡战斗、梅溪河战斗等红军与川军、黔军殊死决战的战地遗址，也有“反蒋抗日标语”“只有苏维埃才能救中国”“创造新的苏区”“拖死中央军，打死滇军，脚踏川军”等长征文化遗迹，这些都成为昭示后人奋发向上、排除艰险的精神财富。
土城是习水县下面的一个镇，距习水县城28 公里，离赤水市70 公里。若不是这里建有“四渡赤水纪念馆”，也许我们就要和这个静谧的千年古镇擦肩而过了。当我们从长途大巴下来时，一眼就看到马路对面一座掩映在树荫丛中的西式洋楼。走进细看，原来这里是“女红军纪念馆”。想着要在土城住一晚，匆匆一瞥后，我们便急急去和早已等候在“四渡赤水纪念馆”的习水县委党史办领导碰头。随后，他们陪同我们参观“四渡赤水纪念馆”。
纪念馆的张副馆长介绍说：“1935 年，世界军事历史上堪称奇迹的‘四渡赤水战役’，在土城拉开了序幕。四渡赤水之战是运动战的光辉典范。整个四渡赤水战役，红军大踏步前进，大范围迂回，国民党军被红军弄得晕头转向。四渡赤水之战，粉碎了国民党当局妄图围歼中央红军于川、滇、黔边的计划，取得了红军战略转移中从被动转为主动，从失败走向胜利的具有决定意义的胜利，为完成伟大的长征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四渡赤水是世界战争史上以少胜多、以弱胜强的伟大奇观。如今，这一光辉战役吸引了众多的游客前来瞻仰这一奇迹之地。四渡赤水纪念馆，将四渡赤水战役全面而真实地展示给前来参观的人们，并用其特有的方式，向人们讲述着毛泽东平生最得意之笔——四渡赤水。”
毛泽东说: 四渡赤水是我最得意的作品。毛泽东还在1935年的《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一文中写道：长征是宣言书，是宣传队，是播种机。他还曾经说过：“没有文化的军队是愚蠢的军队，而愚蠢的军队是不能战胜敌人的。”
在进行四渡赤水战役过程中，中央红军所到之处，宣传群众、组织群众、武装群众，打土豪，分田地，镇压反革命。在街道和市镇，用呼口号、讲演、粘贴和散发各种文告、宣传品、书写标语，以及用诗词、民谣、戏剧、歌曲、漫画等文化艺术形式传播革命道理，达到了极好的效果。中央红军在四渡赤水战役中留下丰富的文化史料，在部分土墙房壁、木板房壁，甚至连岩壁上都留有他们用毛笔、石灰浆、土红、木炭条书写的标语，老百姓视为珍宝，精心保护至今。
红军在习水不但担负着打仗的任务，也同样担负着学文化的任务。在习水，红军哪怕是在最艰苦的行军、打仗中也没丢掉学习文化。吟诗、填词、创作歌谣，都是红军家常便饭，不但红军写，还发动群众写，真是“战斗学习，文艺花开”。

红军文化被老百姓视若珍宝保护至今

习水流传的红军歌谣很多，习水县委党史办何思江副主任就收录了40 余首，他随口吟诵了一首《学文化》：红军越岭又翻山，没忘背上小黑板。

小小黑板纸壳做，挂在背包后中间。

黑板上面常练字，“枪杆子里面出政权”。

横撇竖勾认真练，生字当作白匪歼。

首长指导到跟前，笑问战士难不难。

红军战士齐回答，“拿枪还要拿笔杆”。

何主任对红军文化很有研究，他说：红军文艺作品的特征和风格，广泛汲取各地乡土文化精华，以当地群众喜闻乐见，容易理解为基础，突出表现是“宣传革命，鼓舞斗志”“军民同乐，鱼水相依”“艰难行军，苦中有乐”“英勇无畏，战胜强敌”。

烈日下，“四渡赤水纪念馆”的工作人员带我们走到了女红军街。只见每间房门口都挂着当年居住于此的女红军战士的名字：贺子珍、蔡畅、邓颖超、康克清、刘英、邓六金、林月琴……在这里，我们又听到一则广为流传的故事：贺子珍在长征途中没有与丈夫毛泽东一道行军。当时红军规定极严，夫妇不能在一起。贺子珍由于怀孕，便与大多数妇女一起被分配在休养连，只有周末或在驻军休整的几天里才可与丈夫见面，而这种休整在长征初期是极少的。从井冈山时期开始，“星期六晚上见面”的规定一直执行。若遇丈夫有病，妻子需要照顾丈夫，则可以例外。除此之外，这一规定在长征中从来没有改变过。
女红军街静悄悄的，走到尽头，又看到一堵墙上的大字标语：农民起来实行土地革命。抬头远望，一座高架凌空而起，连接起千年土城和精彩的外部世界……
土城有着千年历史，不时出现的一幅幅标语让我们停不下来。踏着青石板铺就的小路，我们来到“女红军纪念馆”。工土城处处可见红色印记作人员也为我们即兴朗诵了《红军到，干人笑》：

红军到，干人笑，绅粮叫。

白军到，干人叫，绅粮笑。

要使干人天天笑，白军不到红军到，

要使绅粮天天叫，白军弟兄拖枪炮，

拖了枪炮回头跑，打倒军阀妙！妙！妙！

“干人”贵州方言中称穷人。在土城，这样的歌谣基本人人会哼。我们不由得也哼起简单通俗的《红军干人心连心》：

红军干人心连心，鱼儿和水永不分，

红军爱民如亲人，干人永远念红军。

中央红军在四渡赤水战役期间注重利用音乐陶怡情操的工作，很重视发挥革命斗争歌曲的作用。除了各部队广泛采用当地民歌民谣曲调编写演唱许多歌谣外，红军宣传部还创作了一些高质量的战歌词曲，有的至今仍在传唱。这些革命歌曲，相当完整地反映了这个时期中国工农红军的战斗历程。
四渡赤水战役从1935 年1 月19 日开始，到5 月9 日结束，历时111 天，在县级地域转战时间最长的是62 天，即是在习水县的转战时间。中央红军在习水宣传群众、组织群众，关心群众，纪律严明，和群众心连心，结下了鱼水深情。红军所到之处，把自己的东西分给穷人，给穷人治病，帮助穷人挑水、扫地、喂猪。吃群众东西一定要付钱。广大劳苦群众热爱红军，积极支援红军的革命行动，给红军煮饭、带路，提供情报、送粮、送鞋、送衣、送水，冒着生命危险隐藏、抢救和医治红军伤病员，埋葬红军烈士遗体，帮助搭建浮桥的人数很多，参加红军的也多。全县参加红军游击队的也有数百人。
习水县是四渡赤水战役主战场，目前已经提炼出“自强不息，百折不挠，求实创新，团结奋进”的四渡赤水精神，并积极开展体验四渡赤水精神的教育活动，大力开发体验四渡赤水精神旅游项目，全面推进四渡赤水战役文化“进机关、进校园、进工厂、进军营、进村庄、进社区”活动。

王　岚/ 文

猴场是贵州瓮安县的一个千年古镇，离贵阳近200 公里。2015 年底，贵瓮高速通车后，车程由原来四个半小时缩减至一个半小时。
瓮安历史悠久，上溯至夏其地域属梁州南部，商周时为且兰地，至明万历二十九年（1601）“改土归流”，置瓮安县。瓮安县位于贵州省中部、乌江中游，黔南州北端，雨量充沛，气候宜人。瓮安矿产资源丰富，其中磷储量36.15 亿吨，煤储量10.6 亿吨，素有黔中“煤海”和亚洲“磷都”之称。
2015 年，科学家在瓮安县发现了6 亿年前的原始海绵动物化石——贵州始杯海绵，这枚化石被认为是迄今为止最古老的海绵化石标本。
红军长征期间曾四过贵州瓮安，历时一年零三个月，并于1934 年12 月31 日至1935 年1 月1 日，在瓮安县猴场镇召开了“猴场会议”。此次会议在红军长征史和中国革命史上写下了光辉的一页，为遵义会议的召开在政治上、军事上和组织上奠定了基础。

“猴场会议”开启伟大序幕

1934 年12 月31 日至1935 年1 月1 日凌晨，中央军委纵队到达瓮安猴场后，为纠正“左”倾冒险主义路线的错误，在此召开了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史称“猴场会议”。出席会议的有博古、洛甫、毛泽东、周恩来、陈云、朱德、王稼祥、邓发、刘少奇、李德等人，会议重申了《黎平会议决定》，通过了《关于渡江后新的行动方针的决定》，进一步明确了红军的战略方向，基本上结束了“左”倾路线领导者的军事指挥权，对长征途中红军的生存和转危为安，产生了重大而深远的影响。会后，中央红军一鼓作气于1 月1 日至3 日全部突破乌江天险，取得反攻的第一次胜仗，打开了通往遵义的大门，还建立了红军长征途中第一个农民革命政权——桐梓坡农会。
猴场会议上承黎平会议，下启遵义会议，是遵义会议的重要预备会议之一，也是红军长征途中唯一一次跨年度会议，使红军将士从斗争的实践中逐步认识了毛泽东，找到了自己真正的领袖，形成了以毛泽东为首，包括张闻天、朱德、周恩来、王稼祥等同志在内的新的领导集体，中国革命因此转危为安。“猴场会议”结束于1935 年的第一个黎明，预示了中国革命新的开始，预示了毛泽东重新作为中国革命领袖的开始！“猴场会议”也因此被周恩来誉为“伟大转折的前夜”，被史学界称为“伟大转折的前奏”。
瓮安“猴场会议会址”如今是全国爱国主义教育基地，革命老区内有众多革命遗址遗迹，“猴场会议纪念馆”和“猴场会议会址”就是闻名遐迩的纪念地。在全国爱国主义教育基地“猴场会议纪念馆”“猴场会议会址”里，我们看到墙上红军时期留下的“只有苏维埃才能救中国，红军是工农自己的兄弟”“白军弟兄来当红军”等等标语，望着这些没有被时间磨损的真迹，我们想象着当年红军在贵州受欢迎的程度。尽管是双休日，但在纪念馆，三三两两的年轻人或认真聆听介绍，或仔细观看展品，脸上神情肃穆，可以想见年轻一代对长征这一历史事件的尊重和对红军战士的崇敬之心。

强渡乌江赢得战略时间

毛泽东长征时期在猴场时的住所——傅氏宗祠，当年是当地最气派的建筑，大约建于晚清年间。正门中间是方门，两边是圆门。进门是戏楼，上下两层。正门地面是三合土，用瓷碗碎片镶有一个古钱状，天井是泥坝子。如今的傅家祠堂改称“毛泽东行居”，已成为瓮安红色精品旅游景区的一部分。一打听，平时来此参观的人数每天大概有一千余人左右，周末则在1500-2500 人次，如遇到国庆、春节等节假日则会突破5000 大关。“毛泽东行居”广场上竖立着一块巨石，用红笔写着“红星广场”几个大字。广场周边，“泡汤”“听戏”等休闲旗帜，在蓝天白云下，构成一幅生动的现代生活画卷。

离开“毛泽东行居”后，我们飞车45 公里，来到红军强渡乌江的江界河战斗遗址。一路上，山路蜿蜒，少有人迹。偶尔看到几家小商店小饭店，也都是以“红军”“长征”命名。乌江是贵州境内第一大河，为黔北屏障，有“天险”之称，江面看似狭窄，风平浪静，其实水流湍急，暗流涌动，整个乌江旧像一条乌青色的蛟龙向东北奔腾而去，在当地有“乌龙江”之称。明游记作家谢明在《夜郎蒙拾》中描述：黔多山川，乌江为最，浪涛惊魂，险滩如麻，滩滩相接，渔人不见踪影。两岸峭壁陡崖，猿不可攀。河狭窄如肠，往下俯瞰，人如蚁点，往上仰视，窄窄一线天。
长征时期，蒋介石梦想凭借险山、恶水、强兵，将疲惫不堪的红军消灭在乌江南岸，为此曾有过激战——强渡乌江战役，那是红军长征以来取得的第一个大胜仗。“猴场会议”召开后，红军接到命令分三路立即渡江。1935 年1 月1 日至3 日，英勇的红军战士一举突破乌江天险，继而攻克遵义，将蒋介石重新部署的“围剿”部队甩在乌江以东和以南，使敌人一时难以集中兵力向红军进攻，这样红军就争取到了喘息和休整的机会。红军在强渡乌江胜利后，在遵义休整了12天，为遵义会议的召开做了时间上的准备。
江界河如今已是旅游胜地，只见晴空之下，乌江两岸山峦叠翠，人们可坐游艇在乌江畅游，也可在岸边享受纯净的空气。

瓮安旅游打造红色品牌

红军长征是人类历史上一首气壮山河的英雄史诗。近年来，瓮安在保护、开发、利用遗址遗迹方面做了大量工作。在“猴场会议会址”周边正筹备建设一个长征主题公园，准备在其中建设长征碑林，目前“猴场会议会址”里面已立有十余块。我们漫步于“渡江广场”。中午时分，艳阳下举着气球的孩子兴高采烈地奔跳着；一块块巨石吸引了我们的眼球，走近细看，有张爱萍题写的“红军万岁”，迟浩田题写的“天险飞渡，震古烁今”，有肖克题写的“彩虹飞乌江”等等。瓮安县党史办目前已经征集到老红军、老将军、老领导为长征书写的字帖177 幅，每一幅都展现了红军长征精神。
长征史，也是中国共产党党史中宝贵的一部分。
现在，瓮安县以“猴场会议会址”为核心，打造红色旅游品牌，推动红色旅游发展，更以猴场镇为中心，着力打造“千年古邑. 红色瓮安”旅游品牌。在猴场镇，已开发了猴场会议会址、猴场会议纪念馆、毛泽东行居、红星广场、红军干部团休养连旧址、十八烈士墓、长征文化公园等红色景点。
在一座颇具规模的白色建筑前，瓮安县党史办谢兴贵、王殿生两位老师热情地介绍说：这是瓮安县党史方志馆。自2014 年启动党史方志馆建设，2015 年完成馆藏主工程建设，馆藏面积2200 平方米，2016 年开始布展，设“红色瓮安”“千年古邑”“自然环境”“社会经济文化”“自由阅读”五个展区，利用声、光、电、大数据等设备展示历史、人文、地理和社会等方面内容，是贵州省唯一的党史方志馆。正式开放后，这里将成为宣讲长征、纪念长征、研究长征的一个标志性场所。

（本文图片来自资料库，请原作者与本刊联系以便领取稿酬。)

王　岚/ 文图

红军长征在贵州期间，发生了以遵义会议为标志的许多重大历史事件。1934 年12 月18 日党中央在黎平召开了长征途中的第一次政治局会议，史称“黎平会议”，为遵义会议的召开在政治上、军事上和组织上奠定了基础。1935 年1 月15 日召开的“遵义会议”，开始确立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正确路线在中共中央的领导地位，从而在极其危急的情况下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

“黎平会议纪念馆”于2009年12月18日正式开馆，保留了原江西会馆的建筑风貌，与古城翘街明清古建筑风格融为一体，成为翘街一道亮丽的风景线。纪念馆展厅面积2000 平方米，设序厅及“战略转移北上抗日”“伟大转折的起点——黎平会议”“走向胜利，红色记忆”“今日黎平”等五个单元，采用声光电等现代多媒体手法，生动形象地展示了“黎平会议”在中国革命史上的历史地位、重大贡献和红军长征艰苦卓绝的光辉历程。
穿过纪念馆，后门对面即是“黎平会议”旧址——东二郎坡（旧称翘街）52 号，这里原为胡顺荣商号，是一个富有盐商的家，1949 年后全家去了台湾。现在，白墙门面两侧有壁书“苏洋广货、京果杂货、各种名酒、绸缎布匹”等行书大字。会址门匾为陈云手书“黎平会议会址”六个大字，整个建筑高大宽敞，属典型的明清朝四合院式风格建筑。其中，第二进为一栋5 间两进两层木板建筑，两侧抵墙。就是在这里，毛泽东、周恩来、朱德、陈云等召开了“黎平会议”，拉开了历史转折的序幕。这里有当年朱德与周恩来的住处，小小的床，单薄的被，当年的艰辛可想而知。
1934 年12 月14 日，中央红军三军团先头部队六团一营首占黎平县城。随后中央纵队、红军总部先后进入黎平县城，分别驻扎于县城内外各处以及翘街的宽裕民房。12 月18 日党中央在此召开了红军长征途中的第一次政治局会议，史称“黎平会议”。“黎平会议”解决了中央红军的转兵问题，做出了《中央政治局关于在川黔边建立新的根据地的决议》，即“战略方针之决策”。
“黎平会议”从根本上扭转了红军自长征以来的被动局面，也为遵义会议的胜利召开，在政治上、思想上、军事上做了必要的准备，从而揭开了伟大历史转折的序幕。
翘街全长600 米，有600 多年的历史，已经成为去黔东南红色旅游必经之地。现黎平古城内仍然原样保存着“黎平会议”会址，福音堂李德、博古住处，中央红军干部休养连旧址，中央红军教导师旧址，毛泽东住处，陈云住处等13 处红色革命遗址遗迹。
翘街中部的福音堂，原为德国传教士郁德凯在黎平传教和行医的地方，是立本责信义会设在贵州省的一个教堂。郁德凯一家是德国人，1928 年来黎平传教行医。
李德也是德国人，语言、习俗相同，沟通方便，又因福音堂与“胡荣顺”号店铺仅一墙之隔，且有后花园侧门相通，对于参加会议的人来说既安全又方便，所以李德、博古在“黎平会议”期间选定了福音堂作为他们的住处。

翘街尽头的德凤镇第一小学内，是原中央红军总政治部黎平驻址，这里原为黎平府学宫。1934 年12 月16 日至18 日，红军总政治部和红军总政治部《红星报》主编邓小平在黎平期间就驻扎在这里。当时从这里通过学宫可以很方便地去到马家巷14 号的总政治部主任王稼祥的住处。
2009 年11 月，原中共中央军委委员、98 岁高龄的红军长征亲历者曾思玉老将军为黎平古城题写了“红军长征入黔第一城”九个大字，表达了对伟大的长征英雄壮举的缅怀和对侗乡人民的敬意。
黎平县境内，有多处红军长征时期留下的桥，被称为“红军桥”。在距黎平县城北部22 公里的高屯镇高屯村上少寨入寨处，有一座红军桥，是通往少寨的必经之路。1934 年12 月，“黎平会议”后，中央红军向遵义进军，在北上经过高屯少寨时，看到桥面破烂不堪，不仅难以保证后面中央红军大部队的通行，还严重影响 当地群众的生产生活，于是中央红军立即安排人员在少寨驻扎，负责完成整修横跨于少寨寨前的这座木板桥。
少寨村民见红军真正是为贫苦农民着想的一支队伍，扛自家木板、木枋等，冒着严寒与红军战士跳进冰冷的河水里一起建成新桥。为了纪念红军的爱民恩情和义举，1995 年高屯镇人民政府立碑将这座木桥命名为“红军桥”，此后每年按红军修建时的模样整修一番。
黎平县城北部25 公里的高屯镇八舟村的红军桥，是高屯镇通往敖市镇等地的必经之路。当年八舟村民吴延真、吴之运、吴之焕等人亲见红军战士清廉守律，于是扛上自家的枋板，带上工具帮助红军架桥固桥，确保红军安全通过。后人为纪念军民鱼水深情，称之为“红军桥”并加以保护至今，目前仍是当地村民生产生活的主要通道。

80 年前，中国工农红军长征以胜利大会师而宣告结束。两万五千里长征是一个民族苦难辉煌的心路见证，谱写了中国共产党人豪情万丈的英雄史诗。
2016 年9 月7 日，由中宣部组织开展的以“弘扬长征精神，决胜全面小康”为主题的“重走长征路”采访活动在江西瑞金启动。重走长征路，感悟新长征精神，从本期开始，我们特邀上海市委党史研究室《党史信息报》王岚为读者讲述长征故事……

王　岚/ 文图

瑞金被誉为“共和国的揺篮”

地处江西南部的瑞金，被誉为——红都。上世纪30 年代初，以毛泽东等为代表的一批共产党人在中央苏区建立起中华苏维埃共和国，进行局部执政实践，首都就设在瑞金。这里也因此被称为“共和国的揺篮”。

在瑞金中央革命根据地历史博物馆，老远就看见它的楼顶上矗立着“人民共和国从这里走来”十个大字。共和国的摇篮，这是瑞金人最引以为傲的。如今的瑞金，有116 处革命遗址和纪念建筑物、35 个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还有52个中央国家部委到这里寻根，维修旧址，建立革命传统教育基地。
1934 年，由于王明“左”倾教条主义的错误领导，红军遭到严重失败，未能打破国民党军的第五次“围剿”。党中央领导人博古和李德被迫放弃抵御敌人的计划，决定撤出中央苏区。9 月，因瑞金遭到国民党军轰炸，中央党政军机关都迁到了云石山。10 月11 日，中革军委主席朱德，副主席周恩来、项英在云石山梅坑签署发布了关于将中央主力红军组成野战军实行战略转移的命令，这个战略转移后来被称为长征。
云石山山崖上“长征第一山”五个红色大字在阳光下特别耀眼，这是杨尚昆题写的。1996 年11 月，时任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中央军委副主席，长征出发时担任红三军团政治委员的杨尚昆重回云石山，回忆当年，感慨良多，应当地陪同人员要求，欣然题写了这几个字。也是这一次，杨尚昆还为瑞金题写了“长征第一桥”。在瑞金城东南的武阳镇上有座武阳桥，是当年红九军团从长汀撤出战斗，经瑞金到会昌集结路过的第一座桥，因此被誉为“长征第一桥”。
当时担任中华苏维埃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的毛泽东、担任人民委员会主席的张闻天等就居住在云石山的云山古寺。
毛泽东那时已被剥夺了军事和政治决策权，而且还身患疟疾，精力很差。但严峻的局势让他心急如焚。后来毛泽东坚持要与张闻天一起长征，然后有了长征途中毛泽东对张闻天、王稼祥的争取，再后来有了挽救党、挽救红军、挽救中国革命的遵义会议。索尔兹伯里在他的《长征——前所未闻的故事》中说：毛泽东和张闻天住在一起，这使他们俩有机会进行密切的交谈，后来发现这些交谈是非常重要的。遥想当年，毛泽东和张闻天也可能曾在这条路上商谈局势，长征路上的交心、遵义会议的酝酿，也可能就肇始于此。
不过毛泽东在这里并没住多久，9 月下旬，他就到于都去搞调研了。
10 月上旬开始，由中革军委、红军总部各直属机关组成的军委纵队和中共中央、中华苏维埃政府以及全总、团中央机关、卫生部门、后勤部门等组成的中央纵队，从云石山出发到于都集结，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与中央红军一起踏上了漫漫长征路。
在中央革命根据地历史博物馆，还有这样一组数字：跟着红军走上长征路的瑞金儿女有3.1 万余人，其中1 万余人牺牲在了长征路上。而重新占领瑞金的国民党对这里实行最疯狂、最残酷的报复，全县被残杀的达1.8 万多人，许多地方成了“血洗村”“无人村”。
赣南人民为中国革命做出了巨大贡献和牺牲，瑞金就是一个代表。

长汀有个“红军长征第一村”

福建省长汀县，当年是中央苏区的经济中心，因商店林立，市场繁荣相似上海，有“红色小上海”之称。
长汀县南山镇的中复村，是个和长征有关的地方。村口一块刻着“红军长征第一村”几个字的大石碑，特别醒目，这是2006 年纪念长征胜利七十周年时，长征前在红九军团当主治医生的长汀籍少将涂通今为中复村题写的。
1934 年9 月，国民党大军向离中复村不远的松毛岭进逼。留守在松毛岭的红九军团和红二十四师及地方武装据险与数倍于己的敌人血战七天七夜，以牺牲数千将士的代价，为中央红军长征赢得了宝贵的集结和转移时间。松毛岭保卫战也是红军在中央苏区打的最后一场大仗。9 月30 日，接到中革军委命令撤出阵地的红九军团，在中复村观寿公祠前的大草坪上集合出发，经瑞金到会昌再到安远集结，踏上长征路。
红九军团是最早开始转移的中央红军主力，因此，中复村被誉为“红军长征第一村”。当年，中复村里“家家无闲人，户户无门板”，全力以赴支援红军作战，还有很多青壮年跟着红军走上了长征路。

以前中复村是叫钟屋村的，村民大多为钟姓。观寿公祠建于明末清初，是钟家的祠堂，每年钟氏家族的祭祀活动都在这里举行。松毛岭战役指挥部就设在这里。现在祠内设有展陈室，陈列了朱德、罗炳辉、蔡国藩等人的办公室和松毛岭战斗的部分遗物、作战图；村里还在这个旧址前树立了红九军团长征“零公里处”石碑，“零公里处”源于斯诺的《西行漫记》一书，书中，斯诺写道：“红军谈到它时，一般都叫‘二万五千里长征’，从福建最远的地方开始，一直到遥远的陕西北部道路的尽头为止。”这个福建最远的地方，指80 年前，中国工农红军长征以胜利大会师而宣告结束。两万五千里长征是一个民族苦难辉煌的心路见证，谱写了中国共产党人豪情万丈的英雄史诗。
2016 年9 月7 日，由中宣部组织开展的以“弘扬长征精神，决胜全面小康”为主题的“重走长征路”采访活动在江西瑞金启动。重走长征路，感悟新长征精神，从本期开始，我们特邀上海市委党史研究室《党史信息报》王岚为读者讲述长征故事……的就是中复村。
当年红军出发时，在祠堂门前大草坪上，召开告别群众大会，村赤卫模范连、少先队及群众两千多人和红九军团部分指战员参加。红九军团参谋长郭天民向到会群众做告别讲话。
红九军团离开钟屋村时，钟屋村赤卫模范连、少先队也跟着部队一起转移，后来全部加入红九军团。其余全村男女老少向附近村庄疏散。国民党军于10 月21 日进占钟屋村时，那里早已坚壁清野，十室九空，变成个无人村了。国民党军为炫耀“战绩”，以谐音将钟屋村更名为“中复村”，即中央军光复之意。解放后，人民政府觉得“中复”这个村名寓意挺好，有“中兴、复兴”之意，就沿用下来了。
作者简介：
王岚，生于上世纪60 年代。上海市作家协会会员，上海海派文化研究会会员。在编辑岗位上默默耕耘了数十年，现供职于中共上海市委党史研究室《党史信息报》。自1984 年以散文《路》获“文学报”命题征文三等奖以来，数十年来写了大量的散文随笔，发表于《解放日报》《文汇报》《新民晚报》《劳动报》及《世纪》《档案春秋》《上海滩》《浦江纵横》等报刊。出版有《电影往事（上下）》《曙光初照》（与人合作）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