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伟志/ 文
禁放烟花爆竹一直是城市的“老大难”。多年来讨论禁放烟花爆竹的声音此起彼伏，时断时续。这边被鞭炮烧伤的人在叫苦连天，那边仍然是鞭炮声响彻云天，这边因烟花爆竹而燃烧的房屋还未熄灭，那边的烟花爆竹正在烟雾缭绕，弥漫全城。可是今年大变样，上海外环以内的市民都过了个平安夜，做到了“零燃放”，深受广大市民点赞。
奇迹是如何出现的？
一是立法。法律是社会秩序的总裁判，是社会交响乐的总指挥。2015 年底上海市人大通过了《上海市烟花爆竹安全管理条例（修正案）》，规定外环线内禁售禁放烟花爆竹。这是一部周密完善的地方法。什么地方禁放，什么地方限放，一清二楚；谁在禁放的地方放了，如何罚，罚多重，轻重分明。禁放法规范没有漏洞，没有交叉，没有自相矛盾，没有含糊其词，这就为严格执法提供了方便、精准的前提条件。法代表了大多数人的意愿，便能激励千百万人护法，认认真真执法。有人讲法代表了全体人的利益，这只能是艺术夸张。任何国家、任何地方的法律都不可能代表全体人。法之所以要立，就是要限制少数人的失范，束缚少数人越轨的手脚。法的威力大如天。人们对法有敬畏感。谁也不愿拿头往南墙上撞。当然，极少数要撞的人总是有的，那就要绳之以法。法是羊年零燃放的最大保障。
二是共识。禁放法之所以诞生是因为形成了共识。过去没形成共识的障碍主要是纠缠在“年味”二字上。殊不知年味自有其不断演化的过程。年味是随着时代的前进而前进的。人们都记得王安石“千门万户曈曈日，总把新桃换旧符”的名句。那桃符自古就是过年的符号，与烟花爆竹一样都是驱鬼的武器。从周朝开始，千家万户便用两块长六寸、宽三寸的桃木板，画上两位神将的图像，悬挂在大门或卧房门的两侧，以镇邪驱鬼、祈福纳祥，这就是桃符。请问：如今还有用桃符祈福的吗？不是早就改为春联了吗？春联有继往与开来之意，春联是汉字独有的文学艺术，为什么现在变得萧条了呢？该传承的传承不够，应该改掉的迟迟不改，算什么“年味”？2016 年改掉了放烟花爆竹的旧习，是造福于市民的好事，是在改革的大道上向前迈出了一大步。说得远一点，中国历来把今日的春节称为“过年”。为什么把过年改称为春节呢？那要追溯到一百年多前的辛亥革命，那完全是为了与国际接轨接出来的。夏历是按月亮围绕地球转而得出的，公历是按地球围绕太阳公转而得出的。天下为公，我们便称公历元旦为新年，把我们祖先的新年改称春节。20 世纪80 年代开放以后，烟花爆竹传进了不少国家，他们开始也觉得好玩，几年下来他们发现在人口集中、建筑物密集的地方，烟花爆竹烧破头皮的事故频频发生，于是好多国家也开始限，或禁了起来。历史在进步，共识在提升，节日的习俗在不断变革中。
三是共治。再文明的社会也不会是清一色的，面对五颜六色要学会调色。对复杂的社会要学会治理，对顺乎民意的大好事也少不了治理。中国人喜欢把工作细致形容为“做到了家”。我们的禁放工作是名副其实地“做到了家”。社区把禁放法规宣传到家，契约签名到家，不仅到市民的家，还用微信联系到外国人的在沪之家。不仅联络好消费者，而且还管好销售者。“源”与“流”一起抓。有的到家一次还不够，便多次到家。有一家“燃放大户”，为了进财每年要燃放价值两万元的鞭炮。他一时转不过弯来，社区、派出所等多次上门，讲明致富之道不是靠鞭炮，比尔·盖茨没放过鞭炮成富翁。市场是财神，创新才是大财神。他终于想通，并以献身说法向别人宣讲禁放的道理。全市5 万多民警通宵达旦巡逻，30 万平安志愿者彻夜不眠配合民警。上海市民通情达理，开明睿智，春节前主动上缴早已购得的1500 箱烟花爆竹。有禁就有放，上海着力用新俗取代燃放，不仅让市民睡个安稳觉，而且还用丰富多彩的文娱活动让市民过一个欢乐祥和的春节。
人心齐，泰山移。烟花爆竹在2016 年春节从市中心顺利地移了出去。但愿永远移出去！
作者简介
邓伟志，生于1938 年11 月，上海大学社会学系教授，上海市社会学会会长，中国社会学会顾问。曾在上海社会科学院毛泽东思想学习室、研究室，中共中央华东局政治研究室，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上海分社，上海社会科学院信息所国际政治室工作过。出版了《家庭的明天》《我的家庭观》《市场经济中的若干社会问题》《伪科学批判记》等20 余部著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