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火灾是一种难以控制、破坏力巨大的灾害。但在很长的时间里，由于灭火工具落后，在火灾面前，人都是很渺小的。因此，我国历朝历代都很重视防火，很早就形成了独特的消防法律文化，针对火灾也有着不同的处罚规定。比方说从古到今，从我们常说的“杀人放火”一词就能看出，放火都是一项重罪，其性质和杀人一样恶劣。今天，虽然消防设施设备越来越先进，消防法律法规越来越健全，但防火意识依然不能松懈。套用一句80多年前的消防宣传广告语，“大火比盗贼还凶猛，须同防瘟疫一样谨慎对待”。
（栏目编辑：谭 婧）
张 晔/文
我们常说“火灾”，殊不知“火”与“灾”的意思还是有区别的。《春秋·宣公十六年》记载：“夏，成周宣榭火，人火之也。凡火，人火曰火，天火曰灾。”春秋时期，先人信奉“以德配天，明德慎行”，要敬天、敬祖、保民。人火在这里可以理解为人为的纵火或者失火，天火则更多的是指上天对人世间“惩罚性”的火，比如雷电击中宫殿致使起火。据此，我们可以从现代意义上的失火罪和放火罪，来窥见不同朝代对待“人火”的态度。
春秋宽之以德
在史书中火和灾是分得非常清楚的，比如在《春秋》的“经”部分就记载着鲁国的天火六起，这被写进了“国家档案”中，体现了我国早期崇尚德教的思想。而被称为“人火”的“火”却几乎没有记载。我们只能从只言片语中窥见当时的法律制度。
在《周礼注疏·卷三十》中有“凡国失火，野焚莱，则有刑罚焉。”郑玄注疏对此的解释是“ ‘国失火’，谓在国中民，失火有罚，若今民失火有杖罚。” “野焚莱有罚”则是指焚烧野草也要罚，郑玄注释：“春田主用火，因除陈生新。则二月后擅放火则有罚也。”从中我们可以看出，焚烧野草以作除草和增加来年土地肥力的做法自古就有，但是这种方法危害极大，可能导致火势无法控制，所以二月后（可能天气回暖），擅自放火烧野草的，是要受处罚的。究竟何种处罚呢？目前不得而知，但从当时的法制思想看，可以得出的结论是，处罚还是比较宽泛和崇尚德教的。
随着诸侯国的战争日益激烈，法家崇尚的“以法治国，明法重刑”在那个乱世中开始显现出统治的优势。从墨子开始，就有“慎无敢失火者，失火者斩其端，失火者以为乱者车裂，伍人不得，斩，得之，除”。意思是，对失火罪的直接责任人，即使是无心的，也要处斩。如果是利用失火而制造混乱或者谋反的，那就要处以车裂之刑；共犯，没有举报的，一同处斩；举报并被抓获的，则可以免除死刑。如此看来，这也有点连坐的意味。
商鞅变法开始，对“人火”的处罚是非常严苛的。据《韩非子》记载，还有“弃灰于公道者断其手”的说法，虽然只是借着子贡与孔子的讨论，“无意中”引出这个“殷之法”，即便有少许夸张的地方，但是至少是会受到肉刑。其实后人认为根本不存在“弃灰法”，但如果放在当时的环境下看，这种行为极有可能导致在毫无防护的条件下，发生死灰复燃的情况。如果这种复燃发生在公共道路上，则会殃及无辜，后果不堪设想，故而才会被统治者处以那么重的刑罚。
秦汉严之以法
到了秦汉时期，之前介绍过的《二年律令》中已经有失火罪和故意放火罪的区分，而且两者的惩罚力度是完全不同的，放火是要发配边疆，失火则只是罚款而已。不过即使在早期，失火罪也不是个很轻的罪。
随着秦国的二世而亡和楚汉之战，中原大地百废待兴，统治者终于体会到了“为政以仁”的法制思想，于是“春秋决狱”开始运用于各种法律制度上，对失火罪的处罚一下子从处斩、肉刑中解脱出来，成了可以用罚款代替的一种不算太重的刑罚。《二年律令·贼律》中记载“其失火延燔之，罚金四两，债所燔。”失火导致火势蔓延的，也都可以罚款，与之前的“弃灰”相比，相差很大。但这并不是封建统治阶级的常态，毕竟人治的社会，法律总是随着统治阶级的意志不停地在变化。随着政局的动荡，刑罚又逐渐残酷起来，毫无延续性。
北朝执法严酷
随着北方少数民族的兴起，中原地区的北方成了少数民族各朝轮番角逐的战场，虽然统治时间不长，但是《北齐律》《北魏律》都成为我国法制史上非常重要的篇章。至于这个时期的失火罪就略显残酷了，而且很有北方少数民族的特点。《太平御览》中对后赵的石勒有个记载：“石勒禁火，百鼓之后燃火者，鞭之一百；延火烧一家，斩五部都督”。意思就是夜间禁火，如若违反规定，要被鞭打一百，一旦火势蔓延到另外一家，就要斩首该地区的长官（暂且不知五部都尉是何种官职）。这种拉着“地方官”连坐的制度，还真是颇为厉害。当然这绝对与当时北方政局不稳定、战乱频仍有关。
随着南方安定、唐代统一中原，看似安定的社会环境下，刑罚却并没有回复到“春秋决狱，论心定罪”的上古时代，而是逐渐向法家倾斜，礼律合一开始成为法制思想的主流，中华法系也逐渐形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