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晓虹/编辑
这是清朝中叶发生的一桩案件，时间正是乾隆三十六年。经历了四代人的休养生息，尤其是康雍两代的积累，清朝正走向康乾盛世的巅峰。乾隆十四年，清军初定大小金川，为西南大规模改土归流，打开了先声。乾隆十九年，清朝历经百年的拉锯，终于击败宿敌准格尔蒙古，到乾隆二十四年，名将兆惠经过苦战平定了大小和卓叛乱，自唐末陷于吐蕃，除了元朝短暂属于中国以外，新疆历经宋明五百年的时光阻隔，终于重新归入中国版图。一切迹象都表明清王朝正处在一个封建王朝难得一见的盛世景象，就在这“盛世”之中，一个小小的火灾案件却折射出了整个王朝的荒腔走板。
一
乾隆三十六年（1771）五月初一，即将竣工的承德普陀宗乘之庙发生火灾，大量原材料烧毁，根据初步点算直接的经济损失已经达到了三十万两银子，乾隆下令严查。
终清一代，满清皇帝奉行蒙满同盟的政策，十分重视和蒙古族王公的关系，一方面通过与臣服的科尔沁等部蒙古贵族联姻笼络人心，一方面又坚决打击势力强盛的准格尔部蒙古。正是通过胡萝卜与大棒的双重手段，清朝始终保持对蒙古的有效控制。除通过联姻封赏，掌握继承权等手段，文化控制也是清朝掌控蒙古的重要手段，作为这项手段的一个重要体现，承德避暑山庄与木兰围场成为清朝皇帝拉拢和威慑蒙古王公的重要场所，而大规模建设的藏传佛教寺院承德外八庙就也成为其中不可缺少的一环。虽然习惯上称为外八庙，实际上承德避暑山庄的喇嘛教寺院群有十二座，而其中最大的一座就是兴建于乾隆三十六年的普陀宗乘之庙。这是一座仿照西藏布达拉宫样式兴建的大型藏传佛教寺院，为了庆祝乾隆本人六十诞辰和其母八十诞辰而兴建，历史上乾隆正是在这里与蒙古各部王公一起庆祝皇太后的八十大寿，日后更在这里接见了万里东归的土尔扈特部首领渥巴锡汗。
作为承担外交使命并作为皇家献礼的天字号重点工程，眼看即将竣工的普陀宗乘之庙居然发生火灾，烧毁木料、烧伤人员都是小事，但耽误了竣工的日期，皇帝震怒可想而知。最后查明是工匠张法吸烟造成的。原来是这位泥瓦匠乘凉休息的时候吸烟，因忙着去查看灰浆搅拌的情况，随手把烟斗一磕，也没留神落在木屑上，导致了火灾的发生。
这原本是一桩很普通的火灾事故，乾隆也非暴君，惩罚主要集中在肇事人身上。首犯张法与其妻发配黑龙江，赏与兵丁为奴，以昭烟戒。与张法同值的王国柱、邵富臣两个工匠各杖一百，徒三年，也是流放的罪罚。直接负责的上司工头李生银责打八十大板，加枷示众一个月。在惩罚完肇事的工匠之后，继续追究领导责任。作为避暑山庄相关建设工程的负责人，热河总管永和、内务府总管三格、布达拉庙（这是建设期间清宫对普陀宗乘之庙的称呼，现在的庙名要等到建成后由乾隆御赐）工监督萨哈廉等人负有领导责任，乾隆帝认为他们“不能约束工匠小心防犯，致令失火延烧，其咎实无可诿”。他面谕作为工程大臣的刑部尚书兼户部侍郎英廉，将三人“革去翎顶留工效力，已属从宽稍示薄惩，朕意向欲视其如果勤勉自效，后仍加恩录用”。这实在不能说是多么重的惩罚，这种戴罪立功的处罚基本在事后都能因为工程完工而免去，属于象征性的处罚，但接下来荒诞的事情就这样发生了。
二
这年八月，乾隆帝从北京去热河，在古北口看到了前来接驾的热河总管永和。令人意想不到的是以永和为先，三人居然身穿官服，帽戴翎顶，恭恭敬敬地跪在那里。乾隆皇帝属于精明强干的类型，记忆力自然不在话下。震惊之下，当面问询，乾隆才赫然发现负责处理此事的总理工程大臣英廉根本没有把这条圣谕传达下去。圣旨居然出不了养心殿，皇帝震怒了！
乾隆当即痛斥英廉，又令马上将永和等人翎顶摘去。并说 “永和等之不能承受朕恩，实为英廉所误。所谓爱之适以害之也”。仿佛是为了证明这句话的正确性，乾隆又下令这次火灾造成的一切原材料损失，由直接负责的热河总管永和、内务府总管三格、布达拉庙工监督萨哈廉三人用自己的家财赔偿。事情发展到这里，虽然荒唐，实际上还是赔钱了事。这在乾隆朝并不奇怪，乾隆本人就发明了“议罪银”这个制度，只不过这个制度要在十年后由乾隆的第一号宠臣和珅推出。
然而，下面的发展就更加令乾隆帝愤怒了。
按照清朝赔偿的规定，三人很快将家资清单呈报上来。三人中职衔最高的领内务府大臣职、热河总管行走永和上报，有房屋六七十间，田地十多顷，可以变卖的衣服一两百件，骡马十几匹，除此之外已经是一无所有，“虽粉身碎骨，实不能赔还”。内务府总管三格则要少一些，在京城内外有房二十三间，热河也有住房三十八间，田地六顷九十亩。衣服七十余件，骡马六匹。最少的是监工萨哈廉，只有房四十余间，地五顷余亩，衣服三四十件，骡马四匹，并表示“除此外，实不敢隐匿”，一切都已经交出，自己绝不敢欺骗皇帝陛下。
按理说这样接近抄家的情况，隐瞒资产是古今中外官员的固有手段，也算人之常情。
与性情更张扬自我的雍正相比，乾隆狠辣未必低于乃父，清人笔记就多说此人凉薄，其两弟皆不得善终，民间更有逼死皇后的传言。乾隆本人即好微行，京中多有痕迹，更有民间盛传下江南寻父母、访佳丽的传说。清宫就传其甚至冒名顶替参加顺天乡试高中功名，从此顺天科场龙字第三号弃置不敢再用。有这样喜欢四处暗访的皇帝，京中的暗探更是无处不在，佐以清朝的密折制度，皇帝的亲信家奴也是遍布全国各地。
凭借无处不在的密折暗探，乾隆帝对大小臣工的一举一动了如指掌，而内务府的富有怎么能瞒住他的法眼。作为一代英主，使功不如使过，乾隆并不憎恶贪污，甚至还有一定程度的放纵，但欺瞒绝对是犯了皇帝的大忌。
震怒之下，乾隆下令单独严查三格家产。结果不出乾隆所料，根据第二次查抄的结果，这位内务府总管三格通过寄名等手段隐瞒了大量的田产、房屋、当铺等，远在申报家产的十倍以上。
三
事已至此，三格自然再无生路了，为了警示其他官员，乾隆帝决定严惩三格。三格就此丢了脑袋。这本是一桩小案，皇太后八十圣诞将至，乾隆断不至于兴起大狱。然而人算不如天算，本来乾隆帝已下令将永和等人家产赏还，“稍加薄罚，以完此事”。不想在三格事发后，永和竟按捺不住，私自寄信给主理此事的刑部尚书英廉，转托他代查家私，从中关照。英廉因此前袒护一事，被乾隆帝斥责，为了立功补过直接向皇帝揭发了永和寄信之事。乾隆听罢，即命英廉复查永和家私。复核之下，永和果然也存在相当程度的隐瞒行为。再进一步复查萨哈廉，则萨哈廉也有与之前呈报不符之处。对此，永和辩解道，多出的房屋早已典卖，田地确实略有隐瞒，但也不过数顷，全部田地绝不过二十顷之数，如有超过情愿重罚。而萨哈廉则称多出的房屋是很久以前分出去的家产，完全是无心之过，并没有欺隐。
经过面审永和和萨哈廉，乾隆帝认为主持此事的英廉可能因为曾经徇情袒护之事而心存畏惧，不免有意从严查办这二人，以求补救已往过错。
更考量到三格已经判处极刑，不宜再兴大狱，因此，他对此案做了最终批示：罚没家产时，顾及妻儿老小也是人之常情。如果隐瞒家产在两成以内就算可以理解，而超过三成则属于欺君罔上，应当和三格一样治罪。
将永和、萨哈廉原报家产清单交给其驸马福隆安与复查结果详加比对，如果少报不过二成，即不用加罪。福隆安显然很正确地理解了乾隆的意图，最终“查核永和、萨哈廉原报家产较英廉查出之数所少，各不及三成”，于是乾隆判决“可勿庸加罪，其家产俱著加恩给还”。作为薄惩，仅罚萨哈廉银三百两，永和本应和萨哈廉一样处罚，但因寄信一事，加罚白银三千两，此事便到此为止。
就在这桩案子十年后，乾隆四十七年，著名的山东国泰案发，偌大一省，各地府库皆空，同时爆发的甘肃冒赈案，甘肃全省上下，十年间历任官员几乎无一清白，标志着乾隆朝吏治彻底败坏。
最后，稍微讲一下相关人员的后续，永和在事后确实没有受到太大影响，直到乾隆四十九年仍然以内务府大臣职衔管理热河事务，英廉虽然涉嫌抗旨，依旧深得乾隆宠信，乾隆四十七年在直隶总督任上因病以大学士衔回京养病，不久病逝，谥号文肃，入祀京师贤良祠。而最有趣的恐怕是这件事的一年后，英廉的一位孙女婿正式以三等侍卫的头衔加入粘杆处，第二年入职管库大臣因理财有道而受到乾隆的赏识，开始了跌宕起伏的仕途，这位孙女婿出身满洲正红旗钮钴禄氏，叫做和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