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 煜/文
都说“水火无情”，尽管有关部门“三申五令”，上上下下“严防死守”，但火灾依然会时不时地悄然而至，无情地吞噬着生命和财物，让很多家庭“人财两空”。
火灾被扑灭后第一时间进入现场的是火灾事故调查员（简称火调员）。火调员不是一个广为人知的行当，但却是一个专业性、技术性、政策性很强的职业。他们需要在烟尘弥漫的火灾废墟中寻找证据、还原真相，需要给逝者或者受害者一个交代。如果稍有差池，小则会影响火灾性质的认定，让责任者逃脱法律追究，往大里说，还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政府的形象和社会的稳定。
全国的火调员仅800人左右，不仅要面对每年几十万起火灾，还有繁重的日常监督检查工作。而在上海这个超级大都市，火调员也只有63人，万绿丛中，居然只有一名女性！邵峥亚，这个上海消防总队火调处的高级工程师，为这个“纯爷们”的行当，增添了一抹暖色。
火场调查，专业加精细
邵峥亚在上海出生，外形也是个典型的上海女人，皮肤白皙，说话快人快语。说起当初怎么会去报考部队院校，其实并没有什么“高大上”的原因。部队院校提前招生，自己学习成绩一般，想多个保险，没想到高考却考得特别好，当年以上海报考第一名的成绩，进入中国人民武装警察部队学院（现已更名为中国人民警察大学）的火灾原因技术鉴定专业。这个专业究竟是干什么的，全家人都不懂。父亲是搞技术的，觉得，女孩子学点技术总是好的，另外，火灾事故调查，一般都是着完火才去的，应该没有什么危险，于是，邵峥亚便这样一步跨进了这个行业。
1998年，邵峥亚毕业了，被分在闸北消防支队防火处。部队的领导多少有点大男子主义，觉得火调这个行当又脏又累，应该是“大老爷们”干的，出于呵护，一直让邵峥亚在办公室里做内勤，这一做，就做了10年。2008年，因为工作勤勉，邵峥亚被提拔到杨浦消防支队防火处任科长，已经在办公室坐了10年的邵峥亚，不愿意再整天看资料看图纸，她主动提出让她回火调岗位，于是，只做了8个月的科长，邵峥亚又成为“一介平民”，成为上海消防总队防火部火灾调查处的一名火调员。
说起第一次去现场，邵峥亚记忆犹新。那是一个晚上，其他的几名火调员直接去现场了，让邵峥亚去总队开车，然后去现场拍照。那次火灾死了人，尸体躺在床上，蜷缩着，邵峥亚拍照的时候同事都在，感觉还行，但事后开车回总队，大楼静悄悄的没有一个人，只有引导安全通道的蓝光闪着，邵峥亚才觉得害怕。后来，那蜷缩的尸体在她的记忆中留了很长时间，经常会在梦中遇见，惊醒，一身冷汗。
以后，这种半夜出动就成了常态。有一次火灾后调查，她和同事三天两夜没睡，彻夜打着手电筒拍照取证。头顶是冷水在滴，外面是冷风在刮，现场还可能有尸块残存，说不害怕那是假的，但是，邵峥亚都这么过来了。
老百姓都觉得刑事侦查员有本事，其实，比起刑侦，火调更难。刑事现场痕迹容易提取，血迹、足迹、指纹，总有些东西会留下，可是大火一烧，灭火时水龙头再那么一冲，什么都没了，要从废墟中找到真相，需要火调员的火眼金睛。
邵峥亚戏称，火调员经常要干“农民工”的活。那年，浦东一个农产品批发市场着火。起火的商铺是个卖南北干货的，临近过年，货备得足，商铺塞得满满当当。阁楼烧塌了，货架、槽钢以及所有的货物都混在一块，那些麻辣粉五香粉以及各种酱料，被大火烧过后发出一股浓烈的怪味，令人作呕。商铺里没有其他电器，只有办公桌上有一台电脑，是不是电线问题，不好说，必须要有物证。邵峥亚与同事拿着一个大筛子，另一个同事则用铁锹将火烧后的残留物一锹锹地过筛，筛一点查一点，已找过的，就用麻袋一袋袋装起来，编上号，然后，再用园艺工的耙子一点点地耙，在灰烬中找痕迹，找物证，要是依然找不到，那麻袋里的东西还得倒出来重新翻找一遍。当然，最后还是找到了起火原因，电气故障。
做完一个火调，少则一周，多则两月。要看现场、取物证，物证要做鉴定，还要做笔录，左邻右舍目击者都要问到。回家也不清闲，要整理思路，想着还有什么遗漏，明天还要去做点什么。特别是逻辑关系是否合理，有没有足够的证据去证明这个结论。有时候交流的时候似乎说得很明白了，但是写调查报告时，就觉得不能“自圆其说”，需要重新去补充笔录，保证调查报告“无懈可击”。所以，火调是个大海捞针的活，既需要专业技术的支撑，更需要十二万分的精细，不是什么人都能胜任的。
取证笔录，耐心和技巧
在“火灾事故认定书”上写下事故原因并签字，是一个“举轻若重”的事，一笔下去，“人命关天”，即使不是“亡人”案子，也会牵涉到方方面面，所以万万不可草率为之。在完成“火灾事故认定书”之前，需要做大量的基础工作，而笔录，则是其中一个非常重要的证据。有时证人会提供虚假信息，这就需要火调员有很强的鉴别能力。
邵峥亚认为，做笔录女性有优势，特别是在孩子面前，往往男士问不出的，自己跟孩子聊啊聊啊就问出来了。
南汇有个案子，着火部位是一处原厂房改造的出租屋，卧室起火烧到隔壁去了，但是起火原因就是查不出来。这家有个四五岁的孩子，还在上幼儿园中班，先请老师去问，无果，邵峥亚再去。那孩子父母是外来务工人员，家里条件比较差，孩子穿着一件拖着线头的旧卫衣，手指甲里黑黢黢都是泥，见到邵峥亚很紧张，两手不停地揪着裤腿。
邵峥亚家里也有个年纪相仿的孩子，知道怎么跟孩子交流，于是兜着圈子跟孩子聊天。
“知道家里着火了吗？”
“知道。”
“是怎么烧起来的？”
“不知道。”
“知道打火机可以干什么？”
“爸爸点烟用的。”
“还可以干什么？”
“烧纸。”
“纸烧着了怎么办？”
“扔到床底下去。”
七问八问，孩子终于承认自己玩火点着了纸，起初用脚去踩，没踩灭，一害怕，便扔到床底下去了，烧着了被褥，导致了一场大火。后来才知道，孩子在家经常玩火，奶奶只告诉他爷爷的图纸不能烧，但对孩子玩火却未加阻止，最终害人害己，酿成大祸。当着监护人的面，邵峥亚给孩子做完了笔录，攻克了一个堡垒。
金山发生了一场火灾，父亲在睡觉，一对双胞胎在客厅里玩。发现起火了，父亲先抱着一个孩子冲了出去，再返身回去时，房门被关上了，没有钥匙，又没有破门工具，等消防队赶来，那个孩子已经没救。从种种原因分析，这场火灾多数也是孩子玩火所致，可是，支队的笔录没做下来。按规定，只有死亡三人以上的火灾才由总队负责，邵峥亚一听，又是幼儿园的孩子，便主动要求去试试。她带了一辆玩具小汽车，对孩子说，“我们一起来玩个游戏，我出题目，你如果能够诚实回答，就可以玩小汽车。”孩子天真，又被小汽车吸引，所以很快便如实告知了玩火的事实。
在儿童玩火火灾的调查过程中，合法、有效地获取关键证词，需要极大的耐心和技巧。
2014年宝山有个案子，厂区空地堆放着的聚氨酯泡沫卷起火，引发了火灾。正值过年，起初都以为是燃放烟花爆竹所致，可是没有找到相关物证。这家也有个孩子，爷爷是厂里的保安，过节值班看门，把孩子带去了厂里。大约是大人教过了，不管问什么，孩子都不说，爷爷还说起火时孩子是一直坐着看电视的。邵峥亚再次上阵，她起先跟孩子兜圈子，夸他聪明，有探索精神，后来才绕啊绕啊绕到正题上来。这时孩子已经放松了警惕，高兴地告诉阿姨，火可以烧虫子。
“那么，你在哪里烧虫子呢？”
孩子指了指聚氨酯泡沫卷。
至此，又一个儿童玩火案的笔录，被邵峥亚收入囊中。
邵峥亚坦言，很多案子其实不是现场勘验出来的，而是做笔录查出来的。有时候遇到大火灾，处里的火调员全体出动，分别找相关的人谈，往往别人都结束了，邵峥亚还在问这问那，不放过一点细枝末节。“说不定少问一句，就放过了一个重要的证据。”邵峥亚说。
灾后协调，理解与沟通
都说火调员需要六项全能，不仅要懂物理、化学、材料学，还要懂法学、逻辑学、心理学。因为，在火场中找证据，跟孩子们交流，虽然都不易，但是最难的还是跟人打交道。
在做出火灾事故认定前，需要召集当事人到场，说明拟认定的起火原因，并听取当事人意见。但是，每场大火背后都是盘根错节的利益纠纷。比如起火部位就是非常敏感的问题。是插座、接口、接线板还是墙内线路起火，事后的责任认定都不一样，所以房东房客经常互相扯皮。还有人对调查结果不满，当场拍桌子瞪眼，或者事后反复上访，牵涉火调员很大的精力。
邵峥亚说自己是“饭泡粥”，天生喜欢说话，跟当事人沟通是自己的强项，而且，很多信息都是在跟人聊天时获得的。确实，沟通是一门学问，需要理解，需要换位思考，不花费大量的精力和时间，很难跟当事人达成一致意见。
浦东有一个豪华小区的电梯因电缆故障造成火灾。那些业主虽然有钱，但对自己的财物看得很重，不断地有人前来上访，问自己家进了水怎么办，被烟熏过了怎么办，还要火调处明确答复，究竟是开发商的责任还是物业的责任。调查结果其实已经明了，但并没有太多的人感兴趣，大家真正纠结的还是善后赔偿问题。邵峥亚一再声明，火调处只负责火灾事故调查，至于赔偿问题，不是火调处的职责范围，但他们还是“前赴后继”地赶来，一天就来了十几拨。
总队既然开了接待窗口，就不能把他们拒之门外，为了不影响工作，邵峥亚提议，“你们能不能把人集中一下，我一次性解答。”周五晚上，邵峥亚利用周末休息时间，专门去了一趟该小区，足足讲了二、三个小时，总算，大家认可了邵峥亚的解释，不再纠缠。
“我们不惹事，但我们不怕事”，这是在事关中国主权和领土完整的重大原则问题上习近平总书记说过的一句话。邵峥亚喜欢借用这句话，她觉得，当事人的很多问题虽然令人头疼，解决起来困难重重，但一定不能“怕事”，一定要知难而上，做到“案结事了”，不留后遗症。所以，调到总队火调处任火调员已经十年，邵峥亚经手的案子，几乎没有被要求复核的。
“火因调查是一门学问，学问是没有穷尽的。”这是全国知名火调专家田景章说的。随着老百姓法律意识和自我维权意识的不断增强，邵峥亚意识到，必须不断更新自己的知识结构，走在行业的前面。
2008年，她拿到了大连理工大学软件工程专业的硕士学位，她还将实践中的经验和感悟进行了总结，先后发表了《直接财产损失统计方法在大中型市场火灾中的应用》、《综合判定火灾痕迹物证的证明作用》、《儿童玩火火灾中关键证词的获取》、《火灾调查访问中的细节比对》、《火灾案件的行政复议和诉讼之现状及对策》等12篇论文，为基层火调工作提供了很好的经验样本。
作为火调处的高级工程师，每年她都要对基层的案卷进行考评，这时候她有机会接触大量的基层案子，从中学习各种知识，遇到自己以前没接触过的产品、工艺，她都会设法弄懂，因为“说不定以后写结论时就可以排上用场”。
即使回家，她也不放过学习机会。父亲是搞高分子材料的，东方明珠的顶端因雷击起火，邵峥亚便向父亲请教，东方明珠上有避雷针，避雷针加了阻燃材料，为什么还会着火？父亲就会告诉她，东方明珠的顶端玻璃钢材质应该是阻燃型的，但在外界日晒雨淋的环境下，阻燃材料也会失效。
这样的日积月累，让刚过四十三岁的邵峥亚，已经成为行业中的佼佼者，2018年，她被授予专业技术一级指挥长消防救援衔。
邵峥亚先后立过两次市公安局的三等功，别人对她的评价很高，但她却觉得自己很一般，她对自己也有个评价：“我不是一个很聪明的人，但却是一个认真做事，不纠结结果，利益得失看得不重，积极乐观的人。”
现在，这样的人已经很少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