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晓虹/ 编辑
中国第一家棉纺织厂，名叫机器织布局，又称机器制造洋布总局，它是一所在清末“洋务运动”中产生的“官衙商办”性质的企业。它的成功开办，在中国棉纺织史上具有跨时代的意义，对促进民族工商产业发展、富国强民也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建成之初
1879 年，太古轮船公司总理郑观应受李鸿章委托，在上海机器织布局任襄办，投资一万两。1880 年，郑观应再认股五万两。在李鸿章的支持下，郑观应等人拟定了《上海机器织布局招商集股章程》，从办厂的动机目的、招商集股、购机、买地、建厂到生产、销售、盈利分配，以及商办、用人、发展前途等，都作了明确的计划和精细的计算。
上海机器织布局筹建之初，郑观应向李鸿章递上呈文，要求“酌给十五年或十年之限，饬行通商各口，无论华人洋人，均不得于限内另自纺织”，并要求对该局产品“准免厘捐并酌减税项”。李鸿章根据郑观应以及其他一些官绅的申请，代向清政府奏请准予“酌定十年之内，只准华商附股搭办，不准另行设局”。该局所产布匹，如在上海销售，免完厘税，如运销内地，仅在上海新关完一正税，沿途厘税全免。这是上海机器织布局享有的特别专利权和优惠待遇。
然而好事多磨，光绪九年（1883 年），上海出现了金融倒账风潮，银根奇紧，股票大幅度下跌，存有大量票据的织布局出现了危机。织布局在股票票价下跌的情况下，股银的亏折也就不足为奇了。光绪十年（1884 年）中法战起，郑观应应粤防大臣彭玉麟的邀请，前赴广东，银钱账目交由盛宣怀接办。此后，织布局主要负责人几经更换，迟迟没有动工。直至光绪十五年十二月初七日（1889年12 月28 日）正式开工。历时十年，几经波折，织布局终于在上海抢滩成功。
上海机器织布局立马向英、美两国订购了轧花、纺纱、织布等全套机器设备。自投产之日起，上海机器织布局营业兴旺，获利很高。织布局开工生产的第三年（1891 年），织布机已经增加到500 余张，雇用外国技师4 人，中国工人800 余名，年产泽布5000 包。1892 年生产了400 万码棉布、100 万磅棉纱，雇用工人4000 人。在中国棉纺织史上，上海机器织布局具有划时代的意义，是洋务运动的重要成果之一。光绪十九年（1893 年）夏天，李鸿章决定扩大纺织厂的规模，于是拟向英商汇丰银行贷款100 万两，致信在英国任公使的薛福成，请他代向英国订购机器，进一步扩大生产。
火光之灾
然天不遂人愿，就在李鸿章决定扩充之后过了三个月，1893 年10 月19 日9 时，“忽见花子堆里烟雾弥漫，工人等见之扒开看视，火势猝发。顷刻冒穿屋顶，延及棉花间，不可收拾”。屋面是用牛毛毡和柏油（沥青）制作，易于燃烧。织布局内有小洋龙三架、小水龙一架。况且此处离黄浦江不远，取水并不困难。然而皮制的洋龙有很多损坏的，“不甚灵捷，起水无多，火势甚猛，泼以区区之水，无济于事，反致皮带洋龙被火烧坏”。
时至中午，“火向东南延及堆货房、女工所。
火星飞过晒场，跌落存油处，火势愈烈，四面皆燃。所有各项房屋，尽付一炬”。下午时，“尚觉光焰熊熊，及将晚始熄，余烟犹四塞也”，“东边皆成瓦砾之场，见者莫不叹息”。
大火猛烈燃烧时，织布局的人连忙骑着马车赶往英法美租界，请他们来救火，却遭到洋人的拒绝，理由是：工厂在租界之外，不便前往。“或曰中国之创为织布局，固攘夺西人生意者也……西人洋布之利，几渐渐尽付之华人，以故西人咸存幸灾乐祸之心，断不肯出而救护”。正是这样，大火从上午9 时烧到晚上7 时，前后烧了10 个小时，烧毁清花厂、弹花厂、织布厂、机器厂、生火间、棉花仓库、棉纱仓库、洋布仓库以及工人宿舍等共计六百余幢。机器烧毁，变成一堆废铁，还烧毁了一些棉花，总计损失不下白银150 万两。
事发之后
事后分析上海机器织布局火灾造成损失的原因有这样几个：一是厂房建筑用料不当。
屋体覆盖着牛毛毡，用柏油裹之，这样极易着火，而且燃烧起来蔓延飞快。二是织布局属无证经营，工部局曾对丝厂、棉纺厂等火灾易发单位的建筑物提出防火要求，规定需领有执照才可施工。三是厂房旁边即是黄浦江，取水救火相当方便。但消防设施平时保养不够，皮带已有损坏，不太灵活，取水不多，反致皮带、消防设备被火烧毁。防火设备形同虚设。四是工人缺乏消防训练。平日演习不多，事发临时仓促，甚至还把龙头倒接。五是华界内的救火设施与组织还很落后，而租界内的消防制度、消防设备在全中国是第一流的。当时织布局总账房潘纯穗约翻译尤葛民、副账房沈希生三人前往老巡捕房，面恳总巡捕头救火，捕头以在租界之外不能前往救助回绝。潘纯穗等继而寻求美捕房、救火会、会审公廨，四处求救和碰壁。当时报纸评论，如果租界消防人员愿意救火，织布局不会被烧得这么惨。六是没有参加火灾保险。
对于租界隔岸观火，舆论抨击最为激烈。
《申报》评述：“机器织布所以挽回固有之利，关系绝大，经营缔造，煞费苦心，乃已成之功，竟致毁于一旦，有心时事者能不扼腕咨嗟哉！”《字林西报》抨击捕房与救火会的文章发表后，《新闻报》予以译载，在国内引起强烈反响。著名史学家熊月之说：“这次火灾的具体原因、救火问题，涉及现代企业安全意识、经营理念等诸多问题，特别是华洋关系与火灾的关联，很耐人寻味，很有上海城市特点。”当时上海城主体是华界、法租界、公共租界三个政治实体。作为一个年轻的现代化都市，上海的市政管理相当稚嫩，公共服务范围狭窄，华界消防设施基本为零，救火只能依赖企业自己，而租界则有西方先进的消防制度与消防设施。但因起火地点在租界边缘，租界则“隔岸观火”。
郑观应没有想到，在他离开上海机器织布局后没有几年，这家工厂就发生了火灾，致使损失白银逾150 万两。令他更为感到痛心的事情，上海机器织布局没有获得保险公司一点赔款。在他主持上海机器织布局工作期间，工厂是一直参加保险的。但在1890 年总办杨宗濂上任后对保险认识肤浅，认为保险是虚靡资金，拒付保险费未续保。没有购买洋人的保险，是租界洋人拒绝救火的真正理由。后来，当时的《新闻报》在《译文汇报洋布局被焚事》中，记载了织布局负责人杨宗濂的现场表现“中国总办屡欲跳火毕命，又欲投河自尽，此外别无办法可想。幸有旁人拖出，一路行走，一路痛哭，涕泗交流，宛似小孩儿一般”。到了晚上，许多妇女仍在现场周围哭泣。数千工人流落街头，哭声震天。
上海机器织布局火灾发生后，李鸿章非常愤怒，立即将杨宗濂、杨宗瀚就地免职。这场大火也成为了上海史上一道分水岭——消防由此开始改善。
重生之路
火灾发生后，李鸿章办新式纺织厂的决心未改，就在同年11 月（农历十月），李鸿章派盛宣怀会同上海海关道聂缉槼负责恢复织布局。两人接办之后按照李鸿章的意思改名为华盛纺织总局，并募集资本100 万两，再次抢滩上海城。
最后，在织布局旧址上设立了新的机器纺织总厂，规模更大，织布机更是达到750 台。新建的华盛纺织总局仍享有原规定的特权并仍为官督商办，还在上海、宁波、镇江等处设立10 个分厂。至光绪二十年八月（1894 年9 月），华盛机器织布总厂部分投产，隆隆的机器声再一次奏起了民族纺织工业的交响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