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玉祥被烟火阻断的归国之旅

张晓虹/编辑

1948年2月10日，身在纽约的冯玉祥在一本黑色硬壳封面笔记本里，用毛笔写下遗嘱，他写道“蒋是封建头子，帝国主义之狗，非铲净不可”，并对身后事作了安排：“我死后最好焚成灰，扔到太平洋。如果国内民主和平，真的联合政府成立了，那还是深埋六尺种树，不把我的肥料白白的完了。将来树长成，好给学校和图书馆作桌椅用。”当晚，冯玉祥又在日记中写道：“我的遗嘱写好了，不怕任何时候皆可死的。”这并不是冯玉祥立的第一次遗嘱，但却是他的最后一次。

案件回放　过程清晰

1948年，冯玉祥死于轮船失火。几十年来，冯玉祥的死因一直是个谜。

当年7月，苏联客轮“胜利号”驶抵美国准备开往中国。行前，冯玉祥分别于7月30日和31日在报上发表《告别留美侨胞书》和《告别美国人士书》，表示：“这次回国是为了参加新的政治协商会议，筹备召开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组织真正民主的联合政府。这是一个真正代表中国人民利益的政治会议，这是中国历史从旧王朝走向新时代的一个里程碑。”

与冯玉祥一起登上“胜利号”的，还有他的夫人李德全，两个女儿和儿子、女婿，以及秘书赖亚力。“胜利号”借道埃及，绕过苏联，最后才会抵达中国，客轮先到高加索的港口城市巴统，放下1500名欧洲归国的苏侨（白俄），然后横渡黑海，开往敖德萨。

船上的文娱生活很丰富，每天除了有音乐会和交谊舞会，还放映电影，因此电影胶片积聚有成百卷之多。抵埠前的一天，即是8月22日，放映员在回倒电影胶卷过程中，不慎拷贝起火，并很快从放映室蔓延到客房。由于风大火势凶猛，浓烟冲腾而起，正与两个女儿在舱内谈话的冯玉祥立即带着夫人、女儿向出口处冲去，不料离房间最近的那扇门竟被从外面锁死，怎么呼唤也无法打开，为寻找出口，小女儿冯晓达冲向走廊的另一端，竟被烈火所吞噬。他们三人被困在胶片燃烧的化学气体充溢的走廊里，直到儿子洪达和四女婿、冯的秘书赖亚力几人把他们一一抢救到甲板，此时冯玉祥心脏已经停止跳动。

冯玉祥致死原因很清晰，是在船舱内因吸入烟火窒息而死，但因其身份特殊，当时就引发了社会舆论的关注。

按照当时的逻辑，冯玉祥之死应该是国民党特务干的，甚至是蒋介石直接指使的。冯蒋两人的恩怨，说来话长。

结盟兄弟　恩怨情仇

冯玉祥与蒋介石之间不仅有过一段“蜜月期”，而且两人还是“互换兰谱”的结盟兄弟。1928年2月18日，在冯玉祥的第二集团军司令部，蒋介石与冯玉祥举行了结拜仪式，冯玉祥在兰谱中写道：“结盟真意，是为主义，碎尸万段，在所不计。敬奉介石如胞弟惠存。”蒋介石在兰谱中写道：“安危共仗，甘苦同尝，海枯石烂，死生不渝。敬奉焕章如胞兄惠存。” 冯比蒋年长5岁，冯为盟兄，蒋为盟弟。

不过，蒋介石与冯玉祥虽然称兄道弟，实则同床异梦。如果说北伐战争时二人还能戮力同心的话，当北伐战争行将结束，各方瓜分利益时，就出现了矛盾。张作霖率部撤离北京时，为了限制冯玉祥的势力，蒋介石用计让冯玉祥放弃了华北，而把这块“肥肉”给了阎锡山。冯玉祥对此耿耿于怀，逢人便说：“我可认识蒋某人了！我们死人，别人做官，真不是东西！”

蒋介石的黄埔系称为中央军，冯玉祥的西北军称为杂牌军。杂牌军的军饷，只有中央军的1/5，待遇极不平等。蒋介石还收买冯部大将韩复榘、石友三等，对其分化瓦解。于是蒋冯决裂。1930年3月14日，冯玉祥联合晋系、桂系等57名将领联合发出倒蒋通电，列举蒋介石的十大罪状，要求蒋介石下野，擂响了中原大战的战鼓。中原大战以蒋介石胜利而告终，冯玉祥被迫下野，部队接受改编。

1933 年，日军侵犯山海关，冯玉祥向中国共产党要求，派干部与他一起组织抗日同盟军。蒋介石指责冯玉祥“赤化”“引用共匪头目”，调兵遣将，进攻张家口，迫使冯玉祥离开察哈尔，隐居泰山。七七事变以后, 蒋介石开始抗日，并与苏联、中国共产党合作，受到冯玉祥坚决拥护。

抗战胜利后，冯玉祥力主和平、民主，希望和平建国，同中共、民主人士来往较多，蒋、冯二人矛盾日益激化。特别是冯玉祥与国民党民主派进行的秘密反蒋活动，更为蒋介石所不容，派特务对其进行严密监视。

1946年初，冯玉祥提出出国考察的要求，为了不让他找麻烦，调虎离山，蒋介石也同意他以“水利特使”的名义出国。同时，未经征得冯玉祥本人的同意，蒋介石指使国防部按照抗战后颁发的复员令，给冯玉祥办了退役手续，迫使其离开军界，从此结束了他50多年的军事生涯。“他为这个事很伤心，他可是个终身的职业军人啊。” 冯玉祥的儿媳余华心认为，这也是冯玉祥后来始终不肯原谅蒋介石、反蒋到底的重要原因之一。

心系家国　公开反蒋

冯玉祥到美国后，时刻心系国内局势。他一直同国内的李济深、何香凝等国民党民主派人士保持着密切的联系，积极团结国民党高层军政人员，结成反蒋联合阵线。

1947年，南京发生国民党反动政府镇压学生游行的“五·二○惨案”，冯玉祥当即在《世界日报》上发表《告全国同胞书》，强烈谴责南京当局屠杀爱国学生，镇压民主运动。

《告全国同胞书》的发表，标志着冯玉祥与蒋介石公开决裂，在大洋彼岸举起了反蒋的旗帜。得知冯玉祥发表《告全国同胞书》，蒋介石暴跳如雷，立即组织御用工具对冯玉祥进行围攻。

1947年夏天，朱学范到伯克利镇看望冯玉祥，冯玉祥将一封信交给朱学范，请他带回香港、上海，转交宋庆龄、李济深、何香凝。信中写道：“蒋介石控制的国民党已经腐败得不可救药，堕落为人民的敌人，与孙中山先生的三大政策完全背离，对它不能抱任何幻想了；国民党内的有识之士应该开出革命之花，建立国民党革命委员会是完全必要的。”

美国基督教组织美以美会请冯玉祥前往演讲。他用形象的语言给蒋介石取了四个诨号：“蒋介石在中国屠杀了成千上万的教授、学生、青年和老百姓，因此，他是‘屠宰公司的总经理’。中国哪里会有那么多的共产党，还不是一个人一手造成的？军队待遇不平等，当然一师一旅地带着军火去投靠共产党，人民生活无着，自然会拥护共产党，去加入共产党来推翻这专制无能的政府。所以我说蒋介石是一个‘制造共产党工厂的总老板’。因为你们美国人送给蒋介石的坦克、大炮、枪支、弹药，他都转送给共产党了，所以我说蒋介石是输送军火到共产党去的‘运输大队长’。而且他还是一个‘无底洞的洞主’，无论你们美国给他多少支援，总是永远填不满的。”

应邀回国　死于火灾

1948年7月，冯玉祥应中共中央邀请，准备参加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筹备工作。当年5月2日，中共中央电示上海局和香港分局，邀请29位民主人士北上商谈新政协召开事宜，冯玉祥在这“29人名单”中位列第二。其实，冯玉祥与中共的渊源也是由来已久，双方曾有多次合作的机会。

1924年10月，冯玉祥趁第二次直奉战争之机发动了北京政变，组织了国民军，并邀请孙中山北上共商国是。在统一战线政策的指导下，中国共产党积极加强与冯玉祥及其国民军的联系。1926年3月，冯玉祥得以去苏联访问。回国后在苏联的援助下，在五原誓师，与南方革命军遥相呼应。冯玉祥也接纳了刘伯坚、邓小平等几十名中共党员去国民军中负责政治工作，不过不久就下了逐客令。

原来，蒋介石于1927年6月和冯玉祥在徐州会面时，提供了比苏联更具诱惑力的条件。因此，蒋介石在东南“清共”，冯玉祥随之也在西北“逐共”。不过，冯玉祥对待中共的态度与蒋汪的斩尽杀绝有所不同，他请辖区内的共产党员240多人到郑州，对他们说，你们要反蒋，我要和蒋合作打张作霖。你们要反蒋，愿意到哪里去就去哪里吧！然后，他送给刘伯坚1000元，科长以上的，每人100元，其余每人50元。鲍罗廷及一些俄国顾问也被遣送回国，临走前，还给鲍罗廷一份高等顾问的聘任书，请他以后多多指教。还派两位高级军官沿途保护，一直送到库伦。

中原大战后，冯玉祥为联络反蒋力量，再次与中共秘密接触。七七事变后，他积极拥护中共所领导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鉴于冯玉祥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的表现及与中共多年的友好关系，1941年11月，当他六十寿辰时，中共《新华日报》以整版篇幅刊登了毛泽东、朱德等人的贺电以及周恩来的祝贺文章。

1945年8月28日，毛泽东应邀到重庆和蒋介石举行谈判。冯玉祥认为“毛泽东到重庆，说明他胸襟坦白，一片至诚”。毛泽东等抵达重庆后，就去看望了冯玉祥。9月6日，冯玉祥又在自己的寓所宴请毛泽东、周恩来、王若飞等。

1948年中共中央发布《纪念“五一”劳动节口号》后，身在纽约的冯玉祥夫妇秘密来到苏联驻美大使馆，提出途经苏联回国的打算。此后，李德全又两次单独会见苏联驻美大使潘友新。抗战时期，潘曾任苏联驻华大使，是冯玉祥的老朋友。他从安全角度考虑，建议最好搭乘苏联客船走，若搭乘他国客船，国民党政府可能会向对方提出引渡，或在船上被特务暗杀。冯同意潘的主张，表示愿乘苏联客船回国。

冯玉祥的遗孀李德全在1965年对冯玉祥的老部下张宣武曾说：“……冯玉祥自赴美国，蒋介石的特务始终跟踪不离左右，但是，在乘坐苏联‘胜利号’轮船抵达埃及开罗时，冯玉祥已经下船，特务也跟着下了船，启碇时，冯玉祥悄悄上了船，但那帮（国民党）特务却没有赴苏联的船票和签证，他们上不去。于是，（冯玉祥）才把特务甩开了……”

1948年正是国共两党的内战年，此前闻一多、李公朴等被国民党势力暗杀，中国共产党迅速将之公之于众，揭露国民党独裁专制，以争取民心。假如中国共产党认为冯玉祥被国民党谋杀，应该不会放过这个批判国民党的机会。20世纪90年代，冯玉祥的次女冯弗伐在参加全国政协会议期间，曾就此事询问沈醉。沈醉说：“冯到美国以后，发表反对美国援助蒋介石的演讲，蒋十分怒恨，但国内形势吃紧，他的手没那么长了，顾不上了！”

还有一种怀疑指向苏联。但当时的冯玉祥已经宣布与蒋介石决裂，与中共和苏联日益走近，所以说此案若与苏联有关，其作案动机就成了问题。再者，火灾中一共烧死70名国际乘客，这个作案代价明显过高。所以，虽然有此一说，但也缺乏确定的证据，逻辑上也有些说不通。

尽管有怀疑，但每种怀疑都没有“实锤”证据，我们只能说冯玉祥死于火灾，但灾难的背后究竟是否有人为因素，留下的就只能是永远的猜测……

“总有一天，我会化烟，烟气腾空……”
——诗人郭小川之死

张晓虹/编辑

1976年的十月金秋，是新中国历史上的一个春天：历时十年“文化大革命”的漫长严冬终于过去，人民、祖国迎来了精神解放的春天。

然而，对于郭小川的儿子郭小林来说，这个秋天却不啻严冬，因为他的父亲倒下了，倒在春天即将到来的门槛上……

噩耗、噩耗……

1976年10月18日下午，郭小林正无所事事地在林县县城东边一处平房里与人闲坐。县委组织部的吕章福突然找来，面无表情地说：“你爸有事找你，你跟郭小林走吧。”郭小林跟着他出门，朝县城东侧的马路走去。没走几步就看见路边停着一辆北京吉普，郭小林心里说，他爸从来不摆谱，怎么还派车来接他？

郭小林随老吕上了车，一路往安阳疾驰，车后扬起长长的尘烟。郭小林提出心中的疑问：“我爸找我啥事？”老吕头也不回地说：“到那儿就知道了。”郭小林暗中猜想，会不会是父亲的工作有了重要变动？才这么高调地行事……

车子很快到达安阳，径直驶进了一处有红砖楼房的大院，后来得知是地委大院。下了车就见正在新乡师范学院读书的妹妹小惠已站在那里（郭小林母亲、大妹是第二天分别从北京和林县胡家庄赶来的）。郭小林诧异地问：你怎么也来了？她说是接到县里通知从新乡赶来的。说话间，老吕和车子就不见了，大概返回林县了。郭小林环顾四周，空旷的院子里没有一个人影，异常安静。三层的红砖楼房爬满常春藤。正狐疑着，有人从红砖楼房出来，招呼他们进楼去，让郭小林一群人站在走廊里等着。

这一等，就等了一个多小时。由于心里悬着，时间显得格外漫长。昏暗的走廊里无人走动，天色渐渐暗下来了，唯有一间屋开了灯。大概到了五点多钟，才出来一个人，叫郭小林他们进入那间开灯的办公室，又让他们等着，自己进入左侧的里间去了。郭小林他们站在那里不知到底有什么事。看看办公桌上，分明有一张纸，吸引了郭小林的注意力。

郭小林瞟了一眼，一二三四地列了几条，好像有“查明死因……”什么的，最后一条是“妥善安置子女”因为距离稍近，郭小林看得清楚些。一种不祥的预感在心里渐渐弥漫开来。

这时，里屋走出一个人，叫郭小林兄妹进去，只见几个干部模样的人坐在那里……此刻，郭小林已经开始有点儿神志恍惚，只听见有人宣布：你们的父亲……今天……早晨……去世……了……

郭小林一下子懵了。屋里坐的是什么人、一共几个人、长什么样，郭小林一点儿没有印象。只觉得一股无名的怨恨从心底升腾起来，冲撞着本已不清晰的意识……后来他们说了什么，郭小林他们怎么走出房间，到什么地方休息，一概都没了感觉。

未抽完的烟头掉落在他枕头边

郭小川去世的消息被很快报告上去，中央立即责成中组部和公安部组成联合调查组，20日赶赴安阳，会同省地两级的官员组成工作组。工作组由中组部老干部组刘某牵头，公安部派来王亮、徐婉两位刑侦技术专家。

郭小林们18日傍晚看到的、写在纸上的几条，是中组部指示的电话记录。

根据专家的分析，郭小川的死亡时间应该是17日晚上8：20左右。因为现场的遗物中郭小川戴的手表表蒙子崩掉了，表盘被熏黑，在8：20的位置留下了表针的印迹。

据说，大约在18日凌晨，住在同一招待所四层同一位置（401房间）的中央医疗队几位医务工作者被烧焦气味熏醒（一层的烟雾顺着卫生间的排气通道上蹿到四层），曾四处查看，未发现失火迹象，睡下不久还是呛得不能入睡，遂去找服务员；后与服务员逐层查找，查到一层尽头的101房间，看见门窗缝里有烟冒出，才明白是老郭的房间失火。这时大约是早晨六七点钟。

打开房门后，大股浓烟冒出，屋里早已被浓烟充满，据说有一个服务员冲进浓烟中，发现只有离地面二十厘米左右的空气还是透明的：“他摸了摸床上，没摸到人，趴在地上才发现老郭已滚落地下。他憋着气，双手伸进老郭腋下，不料一下子插进棉被阴燃的红炭中，把手烫伤，惨叫着退了出来。另一个服务员进去抓住棉被一角把老郭拖了出来。”如果上述情况基本属实，那么，经过一夜的阴燃，房间里的氧气就已被耗尽，符合专家作出的“因失火导致浓烟窒息而死”的法医学结论。

具体地判断，阴燃是由于郭小川吃了安眠药又吸烟，没吸几口，安眠药起作用了——安眠药有一种“击倒式”的作用，即马上倒下入睡。其次，安眠药还有对神经系统的阻断作用——人的末梢神经感觉到了刺激，但安眠药阻止这种刺激的信息传导到中枢神经即大脑中。所以郭小川被发现时是掉在地上的，他的身体感到烫、疼，他挣扎、翻身、以致掉下床，但心里不明白是怎么回事（醒不过来）。燃烧的香烟掉在了枕头旁。无明火阴燃了被子、褥子，最后阴燃了床垫中的海绵（泡沫塑料），这些东西的燃烧夺走了空气中的氧气，还产生了多种有毒的气体。

追问了三十年的死因

由于郭小川去世的时间恰巧处在一个关键的节点上，不免令家人感到蹊跷。连中央也产生了很大疑惑，所以迅即派员调查。但专家的结论作出后，并没有平息人们的怀疑。郭小川的老上级、一位副总理在追悼会上用拐杖使劲杵着地板说：小川就是被害死的！老作家黄秋耘多年后在《新民晚报》上发表短文，还认为有可能是被害死的。

郭小林于1978年3月初给刚接任中组部长的胡耀邦写了一封短信。在短信中郭小林表示还要写长信，详述他们作为家属对死因的怀疑等意见。应该承认，郭小林当时的态度是有些偏颇，主要是因为对具体调查人员冷漠的态度以及丧事、追悼会的安排、悼词中的评价不满。

胡耀邦迅速地回了一封亲笔信，他说，他“牺牲了一点必要的睡眠时间”，放弃了秘书草拟的复信，“亲自给你写封回信”。

在信中，胡耀邦认可中央派去处理此事工作组的结论、对子女的安置以及悼词：“（悼词说）郭小川同志曾经同‘四人帮’作过斗争，而‘四人帮’以莫须有的罪名对他进行排斥打击。郭小林认为，这是对郭小川同志的基本评价。一个革命者，最后取得这样的评价，是很不容易的，是难能可贵的。请你想想：在郭小林他们这一代人中，真正在自己的一生中为党为人民写出了不少好作品的人，并且在‘四人帮’横行的年代里同‘四人帮’真正作过斗争的人，究竟有多少呵。悼词是不是还可以多写一些话，是不是还可以评价得更高些？这当然是可以再讨论的问题。但郭小林认为，问题不在这里。问题在于：对一个人的评价是否基本正确……基本上对了，也就可以了。……对一个人，生前往往有这样那样的鉴定，死后，往往有这样那样的评论……可靠吗？可信吗？又可靠可信，又不可靠不可信，因为鉴定评论，终归要人民，要群众，要后代子孙来做。群众，人民，后代子孙并不记得什么鉴定和悼词，记得的是那些有血有肉的史实。他们把仇恨刻在心中，也把怀念刻在心中。”

胡耀邦以战略家的眼光，在关乎中国命运的大决战中，“一城一地”的得失尚可不计较，遑论一字一词的取舍。

在郭小川去世30年后，郭小林撰文对父亲的死因做了最终概括。他说，经过了三十年时间，我们掌握了许多过去不知道的材料和证据，完全可以断定，父亲的不幸身故和他所患的多种严重疾病有很大关系。而他所患的多种严重疾病完全是由于文革中反复挨整及恶劣的生活环境造成的，因此可以说，文革才是使他遭此不幸的根本原因，换言之，是罪恶的文革杀害了他。正是由于文革对郭小川在精神和身体上的反复折磨，致使他的健康持续恶化，而在当时的条件下又不可能在医院很好地治疗休养，家人也无法负起照料他的责任，加上他自己也很不在意，经常以“幸存者”自况。他在最后的名篇《秋歌》中说“总有一天，我会化烟，烟气腾空……”并不是“一语成谶”，而对自己的身体情况和不良习惯是了解的，知道自己说不定哪一天就会因吸烟失火死去……

警钟楼旁的尘封故事

编者按：在最近的巴黎圣母院大火引发的一系列对于古建筑老城厢防火的关注之际，也令我想起一个人——上海地方自治运动的领袖人物李平书，他是上海救火联合会的创始人，他也是上海近代史特别是老城厢古建筑防火发展史上绕不开的一个重要人物。

张晓虹/编辑

位于中华路581号的小南门警钟楼建于1909-1910年，这座高达数十米且饱经风雨的钢结构井架式建筑，最初是为南市老城厢消防报警与指挥灭火而建造的。小南门警钟楼旁，曾树有一尊建于1936年的李平书铜像。

一

时间回到晚清，当时人们把现代概念的“消防组织”称之为“救火会”，这种称呼直到今天在“老上海”口中依然能够听到。南市老城厢一带“华界”最初的“救火会”多由“善堂”出资建立（“善堂”指以前涉及赡老、济贫、救孤、施舍等领域的慈善机构），以建立于1882年的“北城九辅众安社”为始，后来因为“善堂”资金不足，无法在各区域内设立更多的救火组织，各商界组织出于自身利益考虑“为保一方平安”也开始相继集资成立救火会（也可称救火社），在晚清光绪年间，老城厢一带的救火组织一度达到四十余家。

救火会数量的递增并不代表着老城厢内“消防安全系数”的提升，从一些史料上来看，当时老城厢一带的救火组织在装备及人员素质上良莠不齐，调度上也各自为政，根本不具备集体消防的能力，更有甚者，在各会一同前往救火的行动中，还时常会有冲突发生。

针对此类局面，有人曾向“上海道”建议是否当老城厢出现火情时，允许“租界救火会”进入“华界”实施救援，此提议最终因涉及“主权问题”，地方官也无法作出裁决，由此在老城厢范围内成立一个统一的救火机构开始被摆上议事日程。

1907年，上海城厢内外总工程局总董李平书和万家公益会总董毛子坚等人协力创办的“上海救火联合会”宣告成立，该组织仿效“租界救火会”管理模式，开始大力整顿华界消防，“警钟楼”就是在这个时期被建造起来的。

警钟楼建造的地方原为小南门内粮仓废址，1907年时由上海知县李超拨出供“上海救火联合会”使用。警钟楼由著名实业家朱志尧等人创办的“求新机器轮船制造厂”（求新造船厂）负责设计和建造，建造时采用全钢架结构，在第四层中设有一口由机械铁锤敲击的警钟（钟高39英寸、口径60英寸、重约4800磅），当老城厢发生火情时，先一次敲钟25下，之后再以敲钟的次数来判断具体救火的区域，如现在的复兴东路以前曾是肇嘉浜河道，敲钟一下表示浜北火警、敲钟两下表示浜南火警……

就在警钟楼竣工一年后，辛亥年农历九月，警钟楼再次响起，不过这次不是老城厢内出现了火情，李平书等人领导的商团武装和救火会成员在听到“警钟的召唤”后立刻集结，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冲向了清政府控制下的江南机器制造局（后来的江南造船厂），一段新纪元由此展开……16年后的1927年又是在这里，上海第三次工人武装起义发生，中共领导下的城市工人运动在这一刻又达到一个“崭新的高点”。本来为“救火”而设的“警钟楼”却在不经意间“点燃了两次革命的火种”。

二

约至上世纪30年代中期，在小南门警钟楼旁还矗立过一尊“李平书铜像”。李平书是近代上海老城厢防火史上无法绕开的一位人物，他出生于当时宝山高桥镇（此地现属浦东新区）的一个中医世家，年青时经历丰富且曲折，曾在花行豆麦行当过学徒、也在龙门书院做过学生，还在字林西报“爬过格子”。优贡入仕后的他原本想在官场上能有一番作为，却无奈碰上了晚清政府在对外关系上的软弱无能，19世纪末列强在华掀起了瓜分狂潮，就在法国强租“广州湾”期间，时任遂溪县令的李平书虽全力抵抗法军入侵，但终究还是落得个“被革职”的厄运，命运的天平似乎注定要把李平书留在上海，后来的历史发展也证明了上海这块宝地也的确没有辜负李平书的不凡。

李平书回到上海后积极投身于上海地方自治运动，并为当时上海“华界”的近代化倾尽所能：早年的李平书受西人开办自来水厂的影响，曾设想在南市也创办一家中国人自己的水厂，后因守旧势力阻扰及开办水厂与当时民众生活习惯不符等客观原因作罢，李平书回上海后，受时任上海道台袁树勋的欣赏。袁树勋在提拔李平书的同时，又让他接管了上海内地自来水厂，李上任水厂后通过征集股金等一系列举措使得这个原本“少有起色”的水厂在短时期内实现了扭亏为盈，李平书也因此被选举成为总工程局领袖总董，为其后来在上海地方自治运动及上海光复中的积极表现奠定坚实的基础。正所谓“能者多劳”，李平书“善办水厂”的名声传到了广东，两广总督岑春煊仰慕李平书的才能，专门邀请他到粤地协助其创办广东自来水厂，也是成绩显著。李平书在“水厂领域”的功绩也推动着南市老城厢消防事业的发展，在李平书等人的努力下，南市老城厢的消防管理从凌乱无序到相对专业，警钟楼就是李平书在消防领域内所做的主要工作之一。

与“用水”与“消防”两个领域一样，“医疗”也是在南市老城厢近代化进程中所必须面对的问题。李平书出生在一个中医世家，成年后以振兴中医、多行善举为己任，1904年他出资在黄浦江畔三泰码头积谷仓外（约为现多稼路）创办上海医院（上海最早的中医医院之一，“上海市第二人民医院”的前身）后，1908年他通过他人赞助所得为上海医院兴建了新院舍，上海医院在软硬件设施上有了显著的提升，并在原来“中医”的基础上增添了“西医”，精通中医的李平书有时也在医院坐堂，为穷人免费看诊送药。

“拆墙筑路”是李平书为南市老城厢所做的最具影响力的一件大事，老城厢的城墙始筑于明嘉靖三十二年（1553年），最初的作用为“抵御倭寇”，城墙在初建时辟有朝宗门（大东门）、宝带门（小东门）、跨龙门（大南门）、仪凤门（老西门）、晏海门（老北门），另还辟有水门三座，“太平天国农民起义”后期又增建障川门（新北门）。上海开埠后，随着上海县城内外各类联系的日益频繁，老城墙在无形间就逐步成为了影响老城厢自身发展的重要障碍，李平书作为老城厢的“开明人士”自然对这一切洞若观火，为老城厢将来的发展着想，李平书于1905年上书并提出“拆城垣、填城壕、筑马路、形成环城圆路”的设想，这个计划虽然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了以上海道台与两江总督为代表的清政府官方的默认支持，但却也在很大层面上触及到了当时老城厢“保守势力”的“敏感神经”，“保守势力”以“古物不可动”、“会遭灾”等理由千方百计的阻扰李平书的“拆城筑路”计划，最终这一回合的较量以平局而收场，为折中双方意见，后来在老城墙北面与租界接壤的地方又增辟尚文（小西门）、拱辰（小北门）、福佑（新东门）三门，对于原宝带、朝阳、晏海三门也做了增高拓宽，如此一来县城内外的交通问题虽有改善但拥堵的情形依旧没有得到质的改观。李平书等“开明人士”的这一“拆城筑路”计划后来在辛亥革命上海光复后得以实现，李平书在此期间召集南北市绅商代表一同商议此事并在其间慷慨陈词道“今日时机已至，欲拆则拆，失此时机，永无拆城之望矣”。

三

李平书的计划终于实现，老城墙在接下来的两年多时间内被陆续拆除，城墙北半部于1913年6月拆除后被辟筑成“民国路”，也就是现在的“人民路”，城墙南半部于1914年年底被拆除后被辟筑成“中华路”，如今当我们查阅上海地图时会清晰的看到从人民路到中华路可以连成一个完整的圆圈，这个根子便是在那时被种下的，我们在这个圈中能够品味到上海悠久的历史，同时也能听到老城厢为近代化而不断奋进的脚步。当然当年的这个“古物”也并未因此而被全部拆除，位于现人民路大境路口的“大境阁”还保留了一段当年遗留下来的老城墙。

1927年李平书去世后，上海各界为缅怀其生前功绩决定为其塑造铜像，除了前文中已提到的那尊原位于小南门警钟楼旁的铜像外，在此之前，在陆家浜路斜桥隙地也有打算树立一尊李平书的铜像，当时还有人建议将“陆家浜路”改名为“平书路”，后这尊铜像不知所终。位于小南门警钟楼旁的这尊李平书铜像约建造于1936年，由当时的南市救火会、华商电气公司、内地自来水公司等企业一同发起及出资，该铜像高约3米，身穿长袍马褂，手持线装书，背微微拱起。1937年抗战全面爆发后，为不让铜像遭到破坏，有人将其深埋于地下，直到1945年抗战胜利，1946年该铜像被移至豫园荷花池中安放，50年代末又被移到蓬莱公园，再后来就不知了去向，从此李平书这个名字也就逐渐被社会大众所淡忘了，听来让人甚为惋惜。李平书为老城厢防火和发展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将自己的一生奉献给了老城厢防火事业。在上海城市高速发展的今天，我们不应该忘记这些曾为上海发展呕心沥血但在大历史中却又相对鲜为人知的人。

焚身以火两难殉

张晓虹/编辑

在中国古代，皇后们的死法可谓形形色色，不一而足。上两期写到的嘉靖皇帝朱厚熜的方皇后死于火灾是被火活活折磨而死，而本期却是一位投火自焚而死的皇后——汉平帝刘衎的皇后王氏，火对她而言可能是一种解脱。

一

汉平帝刘衎皇后王氏（公元前10年——公元23年），魏郡元城（今河北省大名县东）人，是王莽的长女。那个时候的执政君主是昏庸无能的汉成帝。因为汉成帝的荒淫无道、不理朝政，使得外戚专权朝中。而那个时候，也就是王莽兴起的时代。王皇后便是在这个时候出生的。

王皇后自幼饱读诗书，是一个温柔贤良的女子。

公元前1年8月15日，大汉王朝发生了一件大事。汉哀帝因为纵欲过度而去世，汉哀帝是汉元帝孙子，汉成帝的侄子，他的父亲为定陶恭王。

汉成帝没有儿子，所以汉哀帝刘欣继位。汉哀帝死的时候也没有留下一男半女。

王皇后7岁人宫，虽然说她是太皇太后的亲侄孙女，可是因为汉平帝和她父亲的原因，王皇后过得并不幸福。

因为王皇后的父亲杀了汉平帝的母舅一家，除了其母卫姬外，没有一人幸免。这一年，汉平帝只有10岁。只可惜他手中没有权力，无法为自己的亲人报仇，所以他对于王莽家族的恨意是无以言表的，而在这种情况下，他迎娶王莽的女儿，怎么可能会给她好脸色看呢？

到底只是一个年幼的孩子，他对王皇后的态度全部都写在了脸上，只要一不顺心，便拿这位小皇后发脾气。幸好，这位小皇后内心知道汉平帝这样对待她的原因，所以她并不怪他。只是耐心地陪在小皇帝的身边，再加上小皇后原本就是个知书识礼性格温婉的好姑娘，她处处迁就汉平帝，而她自己的这些遭遇，也没有透露给她父亲只言片语。

时间久了之后，两个人的心也在慢慢地贴近。在这个冰冷的后宫中，两人之间的隔阂终于慢慢地解开了。

可是，好景不长。这对小夫妻刚刚冰释前嫌，他的岳父王莽却是一刻也没有闲着，太皇太后日渐衰老，汉平帝也越来越大，这对于他的政权已经带来了莫大的威胁。于是在公元6年2月3日，王莽送了汉平帝一杯毒酒，几天之后，汉平帝暴死。

二

所有温暖就此停止，而王皇后的心似乎也跟着汉平帝死去。

汉平帝去世后，王莽让人封锁了全部的消息，汉室宫廷笼罩了一股恐怖的气氛，人人自危。但是王皇后内心明白，杀害自己丈夫的人正是自己的父亲。刚开始听说这个噩耗的时候，王皇后哭得死去活来。可是她心中明白，从开始到现在，自己只不过是父亲手中的棋子，是这场阴谋的轴心。阴谋的一边连着丈夫，一边是父亲，除了哭泣和认命，她想不出来还有什么办法能够平复她内心的痛苦。

汉平帝去世之后，三个月的时间，朝中无主，而这也是王莽最后的试探。

三个月之后，年仅2岁的刘婴被立为皇太子，年迈的王政君早就已经失去了干涉朝政的能力，于是，王莽又成了天子的代言人，全权代理朝政事宜，历史上称之为“假皇帝”或“摄皇帝”。也是从这一年起，王皇后成为了大汉王朝的太后。当然，她并不是西汉朝中最年轻的太后，在她之前，还有一个上官太后，在15岁的时候，就已经是太皇太后了。

三年以后，也就是公元9年，外表谦恭、仁孝的王莽终于按捺不住，露出了自己的真实面目，他将一切工作全部准备好之后。初始元年，也就是公元8年，王莽逼迫太皇太后王政君交出传国玉玺，同年，王莽篡位改国号为“新”。

王莽篡位之后，王皇后被封为黄皇室主，不过，她却没有对父亲屈服，在王莽面前，她坚持行汉礼，并且总以身体不适为借口，从来不参加新朝政的任何会议。

对于王皇后来说，活着跟死了其实没有多大的差别。虽说她的一生富贵到了极点，但是她却没有感受到一点快乐。这场充满阴谋和苦难的婚姻，这场还没有来得及施展的爱情，都被她的父亲残忍地杀死。从那之后，她便成了一个没有灵魂的躯壳，每日待在深宫，守着亡夫的名字，日日夜夜不停地祷告与忏悔。

而她那当了皇帝的父亲，却像个杀人恶魔一样，随意滥杀不服从他的子民，甚至连自己的亲生儿子、孙子都不放过。

不过，这些事情似乎和这位年轻的太后并没有太大的关系。大汉已经灭亡，而她的心也随着丈夫死去。十几年间，她时时刻刻都在想念着那个少年，就这样，她和外界彻底断了联系。除了汉平帝每年的祭日，她会去他的陵前烧一柱清香外，她几乎不再迈出宫门。

她的身体日渐消瘦下去，而这一切也被王莽看在眼里。毕竟是他的亲生女儿，而自己则是造成女儿如此生活的罪魁祸首。所以他便想方设法的为王太后找个丈夫，让她再次出嫁。因为在他看来，女人一旦有了孩子或者是家庭，她就会放下从前的痛苦。

三

这一天，王莽派遣了一位年轻俊美的少年跟着御医去为小王太后看病，小王太后怎么会不知道王莽的意思，这一刻，她积存了很久的怒火被点燃，二话不说，拿起长鞭，对着那位少年抽去。从那之后，再也没有什么年轻少年，敢进人她的宫门了。

王莽执政的几年中，朝政收支不好，再加上连年灾难，朝廷也没有给予及时的救助，甚至有些地方还出现了人吃人的惨象。朝政到了这个地,步，百姓已经没有活路了，纷纷揭竿而起，最后致使天下大乱。其中湖北京山境内的绿林军，声势最为浩大。

王莽面对这种情况根本就没有任何办法，只能任凭其发展。公元23年9月，绿林军一举攻破长安。王莽也被商人杜吴所杀，王莽死后，他的身体被人分割，头颅被砍下挂在了城头上，身上被人割得一块一块的，就连舌头也被人做了下酒菜。

要说王莽的死，是他咎由自取的话，那么王皇后被卷人这场战乱之中，最后如落花般离去，可是惹世人叹息。公元23年，汉军进驻长安，处死王莽，然后汉军又放了一把火，大火一直烧到了承明殿。而这时候，承明殿里仍然住着一个人，这个人便是当年的王皇后——新莽朝的黄皇室主。黄皇室主是父亲王莽赐给她的封号，但是她却从来都没有承认过，因为在她眼里，自己只是大汉朝的皇后，是汉平帝的妻子而已。

从义军杀进长安城的那一刻起，她就已经做好了决定。她让人打来一盆清水，将脸上的灰尘擦去，又上了一个淡淡的妆，然后又换上隆重的汉朝皇后礼服，就如同她当初嫁人皇宫时那般。

大火很快烧到了她的宫殿，她将垂缦纱帷放下，平静地坐在大火的中央，，就好比一座雕塑般，动也不动。王皇后夹在丈夫和父亲之间，纠结了一辈子，在临死之时，还在担心那个少年会不会原谅她，汉室会不会接受她这个叛臣的女儿。死之前，她说了最后一句话便是：我用什么面目去见汉家的祖宗呢？

后来，东汉皇室念及王皇后对汉室忠贞不二，故而追封她为“孝平皇后”，受到世人的尊崇和敬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