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　晔/文

编者按

唐的大一统政权终结后,华夏大地上出现了几个政权并立的局面。其中最大的两个政权是中原地区继五代而起的宋和割据东北、北部以至西北地区的辽。辽，是契丹族贵族联合汉、奚、渤海等族统治阶级建立的一个朝代。辽的统治者在吸收中原封建正统法律思想的同时，保留了本民族固有的传统的习惯法，并加以改造后形成了独具特色的法律思想。可以说，辽的法律与刑罚，是造成并维护统治秩序的工具之一，也是以契丹族贵族为首的各族统治阶级的阶级意志的表现。特别是辽朝后期的统治者对法律的作用有更充分的认识，注重发挥法律的“赏功罚过”的功能，维护法律的权威：一方面，主张法律要简明易知，轻重得宜；另一方面，又执行轻罪重刑，赏罚无章，反映出契丹统治者执政的暴虐与法律的严酷。

（栏目编辑：谭　婧）.

与北宋并立的辽政权延续两百多年，最终被金所灭。《辽史·刑法志》中记载了辽国君王审判、制定刑罚制度的事迹，我们从中撷取一些与火有关的法律故事，与大家一起来管窥少数民族政权的法制史。

严酷、血腥的既视感

刑法自古有之，是惩治犯罪的一种手段，是对违法乱纪的一种震慑。自夏商时期的“五刑”开始，刑法随着社会发展不断演变。我们在之前的几期中已经提到汉代基本已经废除了肉刑，黥面、分尸等都是先秦时代的刑罚，但翻开《辽史·刑法志》却可以看到这些古老的肉刑，更有“枭磔、生瘗、射鬼箭、炮掷、支解”等，极为“简单粗暴”。

“然其制刑之凡有四：曰死，曰流，曰徒，曰杖。死刑有绞、斩、凌迟之属，又有籍没之法。流刑量罪轻重，置之边城部族之地，远则投诸境外，又远则罚使绝域。徒刑一曰终身，二曰五年，三曰一年半；终身者决五百，其次递减百；又有黥刺之法。仗刑自五十至三百，凡杖五十以上者，以沙袋决之；又有木剑、大棒、铁骨朵之法。”

从中我们可以发现，辽的刑罚还是比较简单的，最低刑罚是杖刑，但是杖刑五十以上的，基本上也就没有生还的可能性了，直接用沙袋“砸死”。更有使用不同的工具来实施杖刑的，但这些工具究竟针对什么样的犯罪行为，《刑法志》中并没有记载。

读者不要认为这些刑罚只用于谋逆重罪，即便普通的偷盗，也可能是死刑。我们可以看下面这段与火有关的记载。

“重熙元年，诏职事官公罪听赎，私罪各从本法；子弟及家人受赇，不知情者，止坐犯人。先是，南京三司销钱作器皿三斤，持钱出南京十贯，及盗遗火家物五贯者处死；至是，铜逾三斤，持钱及所盗物二十贯以上处死。”

注意“盗遗火家物五贯者处死”，意思是如果趁火打劫，赃物价值五贯，就要处死。五贯究竟价值多少？根据北宋的货币价值来换算，五贯钱相当于一两白银。偷盗一两白银就要处死，刑罚重的真让人咂舌。当然，这里强调的是“先是”，指重熙元年前，这段记载还有后半句，“至是”就是到了辽兴宗的时期，偷盗二十贯以上才处死。这能记载下面，已经有种“皇恩浩荡”的感觉了。

从“轻重不伦”到成文法典

《刑法志》的这段话当然是在褒奖辽兴宗废除了部分严酷的刑罚，重熙五年，《重熙条制》颁布，整理编纂修订了辽太祖以来的法令，成为辽的基本法典，“参以古制。其刑有死、流、杖及三等之徒而五，凡五百四十七条”。《辽史·列传十九》提到一个名为耶律庶成的人，他对这部法典的颁布有很大的功劳。“与枢密副使萧德修定法令，上诏庶成曰：‘方今法令轻重不伦。法令者，为政所先，人命所系，不可不慎。卿其审度轻重，从宜修定。’庶成参酌古今，刊正讹谬，成书以进。帝览而善之。”

正如我们之前提到的，辽初年的法令极为残忍，人治现象极其严重，《刑法志》记载了很多案例，其中有关于“减刑”的，但都是个案，完全凭君王的好恶。我们看辽圣宗时期的案例。

“五院部民偶遗火。延及木叶山兆域，亦当死，杖而释之，因著为法。”

意思是五院部的人失火，火烧至了“木叶山”，《辽史·地理志》记载“木叶山，上建契丹始祖庙”，换句话说，就是火势蔓延到了皇陵，罪当处死，但辽圣宗却网开一面，杖刑之后，就把人释放了。

但这个仅仅是辽圣宗的个人行为，并不表示每位辽的皇帝都可以如此宽厚。《重熙条制》颁布后，至辽道宗又重新修订了条制，“凡合于《律令》者，具载之；其不合者，别存之。时校定官即重熙旧制，更窃盗赃二十五贯处死一条，增至五十贯处死；又删其重复者二条，为五百四十五条；取《律》一百七十三条，又创增七十一条，凡七百八十九条，增重编者至千余条。皆分类列。”把趁火打劫的“二十贯”提升到了“五十贯”才处死，刑罚又宽松了点。

《刑法志》最后这样总结辽的刑罚，“辽之先代，用法尚严。使其子孙皆有君人之量，知所自择……传曰：‘新国轻典’”，意思是要后世君王根据执政情况来选择使用，难怪辽要到中兴的时候，才有比较平和的法典。但是，纵观整个辽的政权，兄弟、夫妻、父子相残的事例几乎每代都在上演，内政不稳，刑罚自然不会宽仁。但也许正是这种严苛的法律致使辽国内乱不断。也无法实现“新国轻典”（新建立的国家，刑罚要从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