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多年来，有关公共娱乐场所的火灾悲剧时见报道，酿成惨剧的原因十分复杂，但人员聚集，环境封闭，往往是导致逃生不易的主要因素。在我国古代，这类公共场所的火灾也时常发生，其中科举考场也难逃一劫，自唐至清，贡院失火历代都有。时至今日，我们在反思古代科举制度的利弊时，在关注历代状元和及第进士的生平与佳话时，是否也应把同情的目光移向那些科举制度的殉葬者呢？
张晓虹/编辑
号房一字排 隐患随处在
自唐代起，科举考试就设有专门的考场，唐代叫作试铺、举场或贡院。（参见《唐摭言》及《旧唐书》）因考场之内垂挂帘帷，又叫贡闱，宋代以后统称作贡院。为防止考生与场外互通关节，贡院的围墙多设为两重，墙头遍插荆棘，故又称作“棘闱”。
明清时代的科举考试分为三级：秀才、举人、进士。考秀才要通过县、府、院三关，再参加乡试还必须通过岁试及科试。考场都称作“考棚”，简陋者多用竹木和芦席搭建。考举人在各省城的贡院，考进士会试在北京礼部贡院，殿试则于清乾隆以后在皇宫的保和殿内举行。各省贡院前设头门、仪门和龙门，中轴线上依次有明远楼、至公堂以及正副主考及各位同考官（又称房官）阅卷的场所和各种配套的后勤服务设施。考生答卷的场所叫做“号房”，在明远楼左右两旁依次排列，每排数十间。各省因考生多寡不一，号房分别有几千间至一万多间不等。其中江南贡院是安徽、江苏两省的考场，因此规模最大，到同治以后增至两万多间。每间号房大约1米见方，前面无门。其左右墙壁上有插板两块，叫号板，白天用来当桌椅，夜晚并拢充床铺。明清乡试在农历八月，会试在乡试第二年的二三月间，考期都是九天。在这漫长的九天之中，考生绝大部分时间要在这局促狭小、阴暗潮湿的号房里度过，其窘迫情形是如今的考生们所无法想象的。
清初王应奎在《柳南随笔》中引其友人陈亦韩所作《别号舍文》一篇，颇能反映乡试贡院的号房格局和考生的复杂心情，文中描述了浙江乡试贡院的号房景象。在考生眼中，号房可分为四类：老号、底号、小号和席号。老号是最初修建的号舍，相对稍微宽敞一些，手脚和头颈还能伸展得开，但若抽到其他三号可就倒霉背运了。底号是每排最后一间，紧挨溷厕，臭气刺鼻，在这种环境下实在难以正常发挥。小号是后来扩建的，偷工减料，局促逼仄，除非是侏儒身材才能容身其间。至于席号，则是因考生增加而临时搭建的芦席棚子，难避风雨，且极易引发火灾。清代不少省城的贡院都有这种临时增设的席号。刘声木在《苌楚斋三笔》卷四中说：“江南乡试贡院地方宽阔，临时有芦席棚为号舍者。矮屋中本已备极艰苦，若芦席棚号，艰苦又加倍焉。”这种建筑材料和格局，是导致贡院火灾的主要原因。
还有一点必须了解，即古代科举考试远比今日高考要艰苦漫长。唐代常科虽然是每日一场，但可以给烛，往往彻夜通宵，因此允许考生携带火炉食物和煮茶器具入场。明清考生每场考试要在号房内度过三天两夜，三场下来就是九天六夜，自然要带食物入闱，如上文所云“担囊贮糒”。贡院内有招募来的服务生，称作“号君”（明代贡院还有负责点名和监视考生的“号军”），负责为考生烹茶热饭，号房之侧备有炉灶。再加上明清士子多有抽烟嗜好，夜晚还要点燃蜡烛，这就更为火灾增加了隐患。尽管贡院内也备有饮水兼灭火的水缸，但火势迅猛时显然无济于事。
不因科场烧 哪得状元焦
发生于北宋后期的一次贡院火灾引出科举史上一个广为流传的逸事。据蔡京之子蔡絛《铁围山丛谈》卷三记载，宋神宗元丰八年（1085年），户部侍郎李定主持礼部会试，蔡京之弟、王安石的女婿蔡卞和起居舍人朱服同知贡举。当时的考场设在汴京的开宝寺中。临考之前夜，开宝寺突发大火。蔡京当时任开封知府，闻报即刻率领有关人员赶去救火，但因为开宝寺屋舍高大雄伟，救火的人进不去，无计可施，只好将寺院的高墙打了一个大洞，才把主考官李定、蔡卞、朱服等人救了出来。但由于耽搁了时间，仍然造成较大的人员伤亡，“试官与执事者多焚而死”。南宋吴曾《能改斋漫录》“状元焦”条说：当天夜间四鼓（约相当夜里两三点钟），开宝寺礼部贡院失火，承议郎韩玉、冀王宫教授翟曼、奉议郎陈元方、宣德郎太学博士马希益等皆被焚死。这场火灾，共有负责考务的官员和吏卒十四人（一说四十人）惨遭横祸。
据蔡絛记载，事后汴梁城内有人传言：“烧得状元焦。”等到重新复试，状元果然名叫焦蹈（或作“韬”）。吴曾也说：“其后别更，得焦蹈为魁。谚曰：‘不因开宝火，安得状元焦。’”由于这场火灾造成大部分试卷被烧毁，一个多月后又重新开考，结果焦蹈中了状元，还真应验了事前的传言。这个焦状元是无为军（今安徽无为县）人，据说他前一场考试因来迟没能赶上，参加复试却拔了头筹。正当人们为他的好运庆幸时，焦状元却未授官职而亡。真是祸福相倚，人生难料啊！对于这场火灾，知贡举李定、蔡卞等人当然要受处分，蔡京救火不力也当问责，可很快都因为哲宗即位大赦，仅被降级罚钱了事。
丹桂火里开 壮心尽成灰
有明一代，贡院火灾频发。文献载有英宗正统三年（1438年）的顺天乡试，首场刚考完，火焚号舍及试卷，所幸没有人员伤亡。多数考试官员害怕承担责任，主张抢修被毁号舍，接着考完剩余两场；但正主考曾鹤龄本着对考生负责的态度，坚持重新考试，最终保证了本次乡试的录取质量。再如英宗天顺七年（ 1463年）的礼部会试，造成重大伤亡。武宗正德三年（ 1508年）的礼部会试，先前司天监称荧惑（火星）守文昌，预示贡院有火灾之兆，事前也做了一些防备，等到三场考完，果然起火，经奋力扑救而止。岂料金榜刚刚揭晓，至公堂又被焚毁，波及已刻好的《登科录》印版也同时化为灰烬。
明英宗朱祁镇两度在位，先后各发生一起贡院火灾，特别是天顺七年的礼闱火灾，其为祸之酷烈堪称科举史之最，因此给当时及后世留下惨痛记忆，明代笔记和正史多次记载了这起事件。《明史》卷二十九载：天顺七年“二月戊辰，会试天下举人，火作于贡院，御史焦显扃其门，烧杀举子九十余人。”《明史》卷七十云：天顺“七年癸未试日，场屋火，死者九十余人，俱赠进士出身，改期八月会试，明年甲申三月始廷试。”沈德符《万历野获编》卷十五记载当时传言说，因为监试御史叫焦显，故而火焚科场。陈洪谟《治世馀闻》下篇卷四载当时人语曰：“御史原姓焦，科场被火烧”，似乎都是姓“焦”惹的祸。次年补行殿试，又有好事者传言道：“科场烧，状元焦。”攀附宋代科场逸事，结果彭教为状元，传言未能应验。
沈德符在同卷别条中说：“天顺七年癸未，会试首场亦遇火，焚死举人九十余人。则试卷尚未成文，以故改本年八月再试。至次年二月（实为三月）胪唱，虽称天顺八年，而英宗已先一月升遐，不及临轩矣。英庙（英宗）在御，乡会二试，盖两罹郁攸云。”
陆容是癸未会试的亲历者，他在《菽园杂记》中渲染的火灾征兆虽不可信，但书中收录当时人哀悼罹难考生的七律一首，至今读来，仍令人不胜唏嘘：
回禄如何也忌才，春风散作礼闱灾。
碧桃难向天边种，丹桂翻从火里开。
豪气满场争吐焰，壮心一夜尽成灰。
曲江胜事今何在？白骨稜稜漫作堆。
这场贡院大火不仅烧死了九十多名应试举人，被烧伤者更是不计其数。事后国子学正阎禹锡请求特赠罹难者进士出身，明英宗还亲自撰写祭文，收敛死者骸骨，分成六个大坟埋葬在北京朝阳门外，题曰：“天下英才之墓”。此墓后来虽经弘治年间立祠扩建，但到嘉靖末年增筑外城时，六座大坟全被夷为平地。那些稜稜白骨从此长埋九原，他们的悲惨遭遇也随着岁月流逝而渐被后人遗忘。
又据乾隆《江西通志》卷一百六十一记载，有个江西举人吴野，自幼珍爱一方石砚，镌刻姓名于其上。天顺七年，吴野参加会试遇火，手持砚台死于钟下，因知死者姓名。后来掩埋死难者时，碑上便镌刻“天下英才吴野等之墓”。又载传说，陕西举人雷泽赴考途中遇一仙女，引其看一红榜，上无泽名，反而贺之，第一名即是吴野。后来雷泽从火场中逾墙逃生，再试中第。于是有所谓“火榜状元”之说。这亦算是一场大灾难中亦悲亦喜的小插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