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 鑫/ 文
案例一：2015 年，镇江丹徒的程某因在外做工程需要资金，便购买并身穿消防员制服，向周围人借款，而那些人因为他是“程消防”，以为未来能替自己办事，就借钱给他。程某一直未归还欠款。直到2016 年3 月，受害人庞某在街上撞见程某，因欠款纠纷，庞某便将程某拽到了派出所，程某冒充消防官兵的罪行才案发。民警在程某家中搜查发现了数件消防制服、警衔、部队肩章等制式物品。
案例二：2013 年，重庆大洋百货来了一位穿大校警服的消防员，一进入商店，他就东看看西看看，查查消火栓，拎起灭火器看看，然后大声讲电话说商场要罚款500 万。这个情况立刻引起了商店经理的注意。最后通过消防支队和属地派出所的配合，商店经理识破了骗子，并最终将其抓获。
通过冒充军人、消防官兵、法院法警等特殊身份的人群来诈骗钱财并不是稀奇的事情，这种骗术也经常被电视台曝光，提醒大家不要上当受骗。笔者此次就写一篇有关此类骗局涉及的法律问题，提醒那些试图诈骗的人，有些行为可大可小，一失足成千古恨，切不可越雷池一步。
预备行为也可能构成犯罪
实施犯罪活动是个复杂的过程，某个行为可以看作是之后实施的犯罪行为的预备行为，但这个预备行为又可能已经涉嫌触犯了另外的一个罪名。那究竟认定为一个罪还是数个罪，就要看具体关系。案例一中的程某，购买消防制服、警衔等制式物品构不构成犯罪呢？笔者只能说幸好幸好，他买的只是服装，不是证件。购买制服等物品，也许会触犯治安管理处罚法或其他法规，但至少还不够触犯刑法。如果他购买的是证件、印章或消防局的公文，那就更麻烦了。
《
刑法修正案（九）》将《刑法》第二百八十条第一款修改为：“伪造、变造、买卖或者盗窃、抢夺、毁灭国家机关的公文、证件、印章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管制或者剥夺政治权利，并处罚金；情节严重的，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此处是穷尽性列举，就是公文、证件和印章。根据《刑法》第二百八十条的规定，假设程某购买了证件，那即使他没有进行之后的诈骗或敲诈勒索行为，也已经触犯了刑法。他之后实施的诈骗行为，是不是要与前面的行为构成两罪数罪并罚呢？
这也未必。理论上来说，这种属于牵连犯。牵连犯是指出于一个犯罪目的，实施数个犯罪行为，数个行为之间存在手段与目的或者原因与结果的牵连关系，分别触犯数个罪名的犯罪状态。对于牵连犯，除我国刑法已有规定的外，应择一重罪处罚。一般来说，只有当某种手段通常用于实施某种犯罪，或者某种原因行为通常导致某种结果行为时，才存在牵连关系。购买、伪造证件后进行招摇撞骗或诈骗的前后两个行为是具有比较严格的牵连关系，择一种重罪处罚。
值得注意的是，《刑法》第二百八十条的一个新增的变化，《刑法修正案（九）》增加了一条关于盗用他人居民身份证的处罚。也就是说在2015 年11 月1 日前，买卖、盗用他人身份证并不触犯刑法，但现在却要受到较为严重的惩罚。“在依照国家规定应当提供身份证明的活动中，使用伪造、变造的或者盗用他人的居民身份证、护照、社会保障卡、驾驶证等依法可以用于证明身份的证件，情节严重的，处拘役或者管制，并处或者单处罚金。有前款行为，同时构成其他犯罪的，依照处罚较重的规定定罪处罚。”
敲诈勒索与诈骗罪
案例一中的程某与案例二中的“大校”都是冒充消防军官进行骗取钱财的活动，一个得逞了，一个被识破了。
从更细致的角度去评价他们的行为，还有很多问题可以探讨，如他们获得钱财的手段是骗呢，还是恐吓？他们获得的财物是否影响定罪？
让我们先来看一下两个法条：
《刑法》第二百六十六条（诈骗罪）：“诈骗公私财物，数额较大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并处或者单处罚金……数额特别巨大或者有其他特别严重情节的，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并处罚金或者没收财产。本法另有规定的，依照规定。”
《刑法》第二百七十四条（敲诈勒索罪）：“敲诈勒索公私财物，数额较大或者多次敲诈勒索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并处或者单处罚金……数额特别巨大或者有其他特别严重情节的，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并处罚金。”
初看这两个罪的法条，笔者也真的是一头雾水，原本感觉很清楚的事实判断，现在反而变得模糊不清。我们还是根据立法解释和司法解释来区分，诈骗罪的既遂要求行为人实施欺骗行为，受骗者产生某种错误认识，基于错误认识处分财产。
欺骗是指行为人通过虚构事实或者隐瞒真相，使对方陷入处分财产的认识错误。欺骗的手段很多，可以是语言文字，也可以是默示或明示的举动。案例一和案例二中的两名行为人都是通过明示的手法，即身着制服、说话等方式让对方陷入他们是消防军官的错误认识中的。而敲诈勒索则要求行为人对他人实施威胁，使对方产生恐惧心理，对方是基于恐惧的心理处分了财产。
我们可以这样区分敲诈勒索和诈骗，敲诈勒索的行为是使对方陷入恐惧，进而取财；而诈骗则是使对方陷入错误的认识，主动将财物交出。也就是说敲诈勒索是让对方“不得已”地交出财物，诈骗罪是使被害人“自愿”地交出财物。
案例一中的程某看起来并没有使用什么威胁的手段；再看案例二，这位“大校”试图让对方心甘情愿地交出财物，没有采用恐吓的言语，如“不交罚款，等下抓你们进班房”或者“抓进去，可不是500 万的事情，小心吃苦头”。如果他说了类似的话，让对方产生了恐惧心理，那就构成了敲诈勒索。但根据案情，他似乎没有做什么，只是大声打电话，其主观目的是想让对方陷入“他就是来检查的消防军官”的错误认识，“自愿地”上交罚款。所以他的行为还是“骗”。
我们判断他们的行为是诈骗，那他们冒充消防军官的行径是否也包含在诈骗罪中，还是要另行评价为招摇撞骗罪呢？如果分别评价，那就是两个罪数罪并罚，是不是能做到罪刑相一致呢？即使评价为一个罪，究竟是评价为招摇撞骗罪还是诈骗罪呢？
招摇撞骗罪与诈骗罪
《刑法》第二百七十九条（招摇撞骗罪）：冒充国家机关工作人员招摇撞骗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管制或者剥夺政治权利；情节严重的，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冒充人民警察招摇撞骗的，依照前款的规定从重处罚。
《刑法》第三百七十二条（冒充军人招摇撞骗罪）：冒充军人招摇撞骗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管制或者剥夺政治权利；情节严重的，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
这两个法条是特殊法条与普通法条的关系，如冒充军人（包括武警）招摇撞骗的，成立冒充军人招摇撞骗罪。
案例一和案例二的行为人就属于这种情形。
从法定最高刑来看，招摇撞骗罪最高刑才十年，而诈骗罪则可以到无期徒刑。就从简单的价值判断来看，一个行为既触犯了招摇撞骗罪又触犯了诈骗罪，如果评价为招摇撞骗罪，明显做不到罪刑相适应。另外，两者侵犯的法益也完全不同。诈骗罪侵犯的是公私财产权利，招摇撞骗罪妨害的是社会管理秩序，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的权威性。
另外，招摇撞骗罪的罪犯主观目的较诈骗罪更广一些，我们常见的如骗婚、骗色等。
普遍观点认为，如果冒充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军人骗取数额较大、巨大或者特别巨大财物的，是招摇撞骗罪与诈骗罪的想象竞合犯，择一重罪论处。
此处我们要注意，择一重罪论处也是有变化的，要根据案情。在骗取财物不达数额较大的情况下，诈骗罪在犯罪构成上有数额较大的条件限制，法定最高刑是三年以下有期徒刑；而冒充军人招摇撞骗罪在构成上无数额较大的限制，其法定最高刑是十年有期徒刑。显而易见，后者重于前者，因此这时应以冒充军人招摇撞骗罪定罪。如果达到数额巨大的情况，诈骗罪则是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如果是情节特别严重的，最高可达无期徒刑，显然诈骗罪重于冒充军人招摇撞骗罪。
因此，在冒充军人骗取财物数额巨大的情况下，这种犯罪行为已不再能为冒充军人招摇撞骗罪所包括，而应适用数罪从一重罪处断的原则，以诈骗罪定罪量刑。案例一中的程某无论如何都要受到严重的惩处了，即使数额构不成较大，也得在三年以上十年以下的幅度中量刑。案例二中的那个“大校”似乎“运气好些”，诈骗并没有得逞，属于未遂的情形，可以比照既遂犯从轻或者减轻处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