浴火重生:中国第一家纺织厂的崛起

张晓虹/ 编辑

中国第一家棉纺织厂,名叫机器织布局,又称机器制造洋布总局,它是一所在清末“洋务运动”中产生的“官衙商办”性质的企业。它的成功开办,在中国棉纺织史上具有跨时代的意义,对促进民族工商产业发展、富国强民也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建成之初

上海纺织博物馆中的上海机器织布局模型。
上海纺织博物馆中的上海机器织布局模型。

1879 年,太古轮船公司总理郑观应受李鸿章委托,在上海机器织布局任襄办,投资一万两。1880 年,郑观应再认股五万两。在李鸿章的支持下,郑观应等人拟定了《上海机器织布局招商集股章程》,从办厂的动机目的、招商集股、购机、买地、建厂到生产、销售、盈利分配,以及商办、用人、发展前途等,都作了明确的计划和精细的计算。
上海机器织布局筹建之初,郑观应向李鸿章递上呈文,要求“酌给十五年或十年之限,饬行通商各口,无论华人洋人,均不得于限内另自纺织”,并要求对该局产品“准免厘捐并酌减税项”。李鸿章根据郑观应以及其他一些官绅的申请,代向清政府奏请准予“酌定十年之内,只准华商附股搭办,不准另行设局”。该局所产布匹,如在上海销售,免完厘税,如运销内地,仅在上海新关完一正税,沿途厘税全免。这是上海机器织布局享有的特别专利权和优惠待遇。
然而好事多磨,光绪九年(1883 年),上海出现了金融倒账风潮,银根奇紧,股票大幅度下跌,存有大量票据的织布局出现了危机。织布局在股票票价下跌的情况下,股银的亏折也就不足为奇了。光绪十年(1884 年)中法战起,郑观应应粤防大臣彭玉麟的邀请,前赴广东,银钱账目交由盛宣怀接办。此后,织布局主要负责人几经更换,迟迟没有动工。直至光绪十五年十二月初七日(1889年12 月28 日)正式开工。历时十年,几经波折,织布局终于在上海抢滩成功。
上海机器织布局立马向英、美两国订购了轧花、纺纱、织布等全套机器设备。自投产之日起,上海机器织布局营业兴旺,获利很高。织布局开工生产的第三年(1891 年),织布机已经增加到500 余张,雇用外国技师4 人,中国工人800 余名,年产泽布5000 包。1892 年生产了400 万码棉布、100 万磅棉纱,雇用工人4000 人。在中国棉纺织史上,上海机器织布局具有划时代的意义,是洋务运动的重要成果之一。光绪十九年(1893 年)夏天,李鸿章决定扩大纺织厂的规模,于是拟向英商汇丰银行贷款100 万两,致信在英国任公使的薛福成,请他代向英国订购机器,进一步扩大生产。

火光之灾

然天不遂人愿,就在李鸿章决定扩充之后过了三个月,1893 年10 月19 日9 时,“忽见花子堆里烟雾弥漫,工人等见之扒开看视,火势猝发。顷刻冒穿屋顶,延及棉花间,不可收拾”。屋面是用牛毛毡和柏油(沥青)制作,易于燃烧。织布局内有小洋龙三架、小水龙一架。况且此处离黄浦江不远,取水并不困难。然而皮制的洋龙有很多损坏的,“不甚灵捷,起水无多,火势甚猛,泼以区区之水,无济于事,反致皮带洋龙被火烧坏”。
时至中午,“火向东南延及堆货房、女工所。
火星飞过晒场,跌落存油处,火势愈烈,四面皆燃。所有各项房屋,尽付一炬”。下午时,“尚觉光焰熊熊,及将晚始熄,余烟犹四塞也”,“东边皆成瓦砾之场,见者莫不叹息”。
大火猛烈燃烧时,织布局的人连忙骑着马车赶往英法美租界,请他们来救火,却遭到洋人的拒绝,理由是:工厂在租界之外,不便前往。“或曰中国之创为织布局,固攘夺西人生意者也……西人洋布之利,几渐渐尽付之华人,以故西人咸存幸灾乐祸之心,断不肯出而救护”。正是这样,大火从上午9 时烧到晚上7 时,前后烧了10 个小时,烧毁清花厂、弹花厂、织布厂、机器厂、生火间、棉花仓库、棉纱仓库、洋布仓库以及工人宿舍等共计六百余幢。机器烧毁,变成一堆废铁,还烧毁了一些棉花,总计损失不下白银150 万两。

事发之后

1878 年,招商局参与创办了中国第一家大型纺织企业——上海机器织布局。
1878 年,招商局参与创办了中国第一家大型纺织企业——上海机器织布局。

事后分析上海机器织布局火灾造成损失的原因有这样几个:一是厂房建筑用料不当。
屋体覆盖着牛毛毡,用柏油裹之,这样极易着火,而且燃烧起来蔓延飞快。二是织布局属无证经营,工部局曾对丝厂、棉纺厂等火灾易发单位的建筑物提出防火要求,规定需领有执照才可施工。三是厂房旁边即是黄浦江,取水救火相当方便。但消防设施平时保养不够,皮带已有损坏,不太灵活,取水不多,反致皮带、消防设备被火烧毁。防火设备形同虚设。四是工人缺乏消防训练。平日演习不多,事发临时仓促,甚至还把龙头倒接。五是华界内的救火设施与组织还很落后,而租界内的消防制度、消防设备在全中国是第一流的。当时织布局总账房潘纯穗约翻译尤葛民、副账房沈希生三人前往老巡捕房,面恳总巡捕头救火,捕头以在租界之外不能前往救助回绝。潘纯穗等继而寻求美捕房、救火会、会审公廨,四处求救和碰壁。当时报纸评论,如果租界消防人员愿意救火,织布局不会被烧得这么惨。六是没有参加火灾保险。
对于租界隔岸观火,舆论抨击最为激烈。
《申报》评述:“机器织布所以挽回固有之利,关系绝大,经营缔造,煞费苦心,乃已成之功,竟致毁于一旦,有心时事者能不扼腕咨嗟哉!”《字林西报》抨击捕房与救火会的文章发表后,《新闻报》予以译载,在国内引起强烈反响。著名史学家熊月之说:“这次火灾的具体原因、救火问题,涉及现代企业安全意识、经营理念等诸多问题,特别是华洋关系与火灾的关联,很耐人寻味,很有上海城市特点。”当时上海城主体是华界、法租界、公共租界三个政治实体。作为一个年轻的现代化都市,上海的市政管理相当稚嫩,公共服务范围狭窄,华界消防设施基本为零,救火只能依赖企业自己,而租界则有西方先进的消防制度与消防设施。但因起火地点在租界边缘,租界则“隔岸观火”。
郑观应没有想到,在他离开上海机器织布局后没有几年,这家工厂就发生了火灾,致使损失白银逾150 万两。令他更为感到痛心的事情,上海机器织布局没有获得保险公司一点赔款。在他主持上海机器织布局工作期间,工厂是一直参加保险的。但在1890 年总办杨宗濂上任后对保险认识肤浅,认为保险是虚靡资金,拒付保险费未续保。没有购买洋人的保险,是租界洋人拒绝救火的真正理由。后来,当时的《新闻报》在《译文汇报洋布局被焚事》中,记载了织布局负责人杨宗濂的现场表现“中国总办屡欲跳火毕命,又欲投河自尽,此外别无办法可想。幸有旁人拖出,一路行走,一路痛哭,涕泗交流,宛似小孩儿一般”。到了晚上,许多妇女仍在现场周围哭泣。数千工人流落街头,哭声震天。
上海机器织布局火灾发生后,李鸿章非常愤怒,立即将杨宗濂、杨宗瀚就地免职。这场大火也成为了上海史上一道分水岭——消防由此开始改善。

重生之路

火灾发生后,李鸿章办新式纺织厂的决心未改,就在同年11 月(农历十月),李鸿章派盛宣怀会同上海海关道聂缉槼负责恢复织布局。两人接办之后按照李鸿章的意思改名为华盛纺织总局,并募集资本100 万两,再次抢滩上海城。
最后,在织布局旧址上设立了新的机器纺织总厂,规模更大,织布机更是达到750 台。新建的华盛纺织总局仍享有原规定的特权并仍为官督商办,还在上海、宁波、镇江等处设立10 个分厂。至光绪二十年八月(1894 年9 月),华盛机器织布总厂部分投产,隆隆的机器声再一次奏起了民族纺织工业的交响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