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上海禁放烟花爆竹点赞

邓伟志/ 文

禁放烟花爆竹一直是城市的“老大难”。多年来讨论禁放烟花爆竹的声音此起彼伏,时断时续。这边被鞭炮烧伤的人在叫苦连天,那边仍然是鞭炮声响彻云天,这边因烟花爆竹而燃烧的房屋还未熄灭,那边的烟花爆竹正在烟雾缭绕,弥漫全城。可是今年大变样,上海外环以内的市民都过了个平安夜,做到了“零燃放”,深受广大市民点赞。
奇迹是如何出现的?
一是立法。法律是社会秩序的总裁判,是社会交响乐的总指挥。2015 年底上海市人大通过了《上海市烟花爆竹安全管理条例(修正案)》,规定外环线内禁售禁放烟花爆竹。这是一部周密完善的地方法。什么地方禁放,什么地方限放,一清二楚;谁在禁放的地方放了,如何罚,罚多重,轻重分明。禁放法规范没有漏洞,没有交叉,没有自相矛盾,没有含糊其词,这就为严格执法提供了方便、精准的前提条件。法代表了大多数人的意愿,便能激励千百万人护法,认认真真执法。有人讲法代表了全体人的利益,这只能是艺术夸张。任何国家、任何地方的法律都不可能代表全体人。法之所以要立,就是要限制少数人的失范,束缚少数人越轨的手脚。法的威力大如天。人们对法有敬畏感。谁也不愿拿头往南墙上撞。当然,极少数要撞的人总是有的,那就要绳之以法。法是羊年零燃放的最大保障。
二是共识。禁放法之所以诞生是因为形成了共识。过去没形成共识的障碍主要是纠缠在“年味”二字上。殊不知年味自有其不断演化的过程。年味是随着时代的前进而前进的。人们都记得王安石“千门万户曈曈日,总把新桃换旧符”的名句。那桃符自古就是过年的符号,与烟花爆竹一样都是驱鬼的武器。从周朝开始,千家万户便用两块长六寸、宽三寸的桃木板,画上两位神将的图像,悬挂在大门或卧房门的两侧,以镇邪驱鬼、祈福纳祥,这就是桃符。请问:如今还有用桃符祈福的吗?不是早就改为春联了吗?春联有继往与开来之意,春联是汉字独有的文学艺术,为什么现在变得萧条了呢?该传承的传承不够,应该改掉的迟迟不改,算什么“年味”?2016 年改掉了放烟花爆竹的旧习,是造福于市民的好事,是在改革的大道上向前迈出了一大步。说得远一点,中国历来把今日的春节称为“过年”。为什么把过年改称为春节呢?那要追溯到一百年多前的辛亥革命,那完全是为了与国际接轨接出来的。夏历是按月亮围绕地球转而得出的,公历是按地球围绕太阳公转而得出的。天下为公,我们便称公历元旦为新年,把我们祖先的新年改称春节。20 世纪80 年代开放以后,烟花爆竹传进了不少国家,他们开始也觉得好玩,几年下来他们发现在人口集中、建筑物密集的地方,烟花爆竹烧破头皮的事故频频发生,于是好多国家也开始限,或禁了起来。历史在进步,共识在提升,节日的习俗在不断变革中。
三是共治。再文明的社会也不会是清一色的,面对五颜六色要学会调色。对复杂的社会要学会治理,对顺乎民意的大好事也少不了治理。中国人喜欢把工作细致形容为“做到了家”。我们的禁放工作是名副其实地“做到了家”。社区把禁放法规宣传到家,契约签名到家,不仅到市民的家,还用微信联系到外国人的在沪之家。不仅联络好消费者,而且还管好销售者。“源”与“流”一起抓。有的到家一次还不够,便多次到家。有一家“燃放大户”,为了进财每年要燃放价值两万元的鞭炮。他一时转不过弯来,社区、派出所等多次上门,讲明致富之道不是靠鞭炮,比尔·盖茨没放过鞭炮成富翁。市场是财神,创新才是大财神。他终于想通,并以献身说法向别人宣讲禁放的道理。全市5 万多民警通宵达旦巡逻,30 万平安志愿者彻夜不眠配合民警。上海市民通情达理,开明睿智,春节前主动上缴早已购得的1500 箱烟花爆竹。有禁就有放,上海着力用新俗取代燃放,不仅让市民睡个安稳觉,而且还用丰富多彩的文娱活动让市民过一个欢乐祥和的春节。
人心齐,泰山移。烟花爆竹在2016 年春节从市中心顺利地移了出去。但愿永远移出去!
无标题

作者简介
邓伟志,生于1938 年11 月,上海大学社会学系教授,上海市社会学会会长,中国社会学会顾问。曾在上海社会科学院毛泽东思想学习室、研究室,中共中央华东局政治研究室,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上海分社,上海社会科学院信息所国际政治室工作过。出版了《家庭的明天》《我的家庭观》《市场经济中的若干社会问题》《伪科学批判记》等20 余部著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