若干年后，当我们的孩子们与他们的下一辈聊起过年的习俗时，一定会提到公元2016 年的2 月，也就是农历丙申年的那个正月。在那个春节里，上海的外环线内，从此再也听不到爆竹声。据上海市环保局公布的数据，除夕至大年初一凌晨，尽管受上海外环以外和周边地区烟花爆竹燃放以及不利扩散条件的影响，PM2.5 小时浓度逐步升高，但外环以内却明显低于外环以外区域。PM2.5 最高小时浓度仅为29 微克/ 立方米，出现在大年初五凌晨2 时，对应实时空气质量指数为42，优！
如果说年前对外环内“禁放”仍有些许怀疑，那么年后的“零燃放”答卷却给了大伙儿满意的成绩。成绩的取得，当然离不开领导重视、部门用心、措施得力，离不开全市警力全勤上岗、30 余万志愿者辛勤巡守，离不开全方位、多角度、无遗漏的宣传攻势，而决定性的因素更蕴藏于上海这座城市的精神之中。
“禁放”检验的是市民的守法意识。《上海市烟花爆竹安全管理条例》去年12 月30 日才修订颁布，今年1 月1 日就开始施行，而春节就在2 月。短短一个多月的时间，新规定就通过电视、广播、报刊、互联网、告知信函等新老媒体深入了街道社区，进入了每个家庭，触动了全体市民的神经。大家都知道了外环内全面禁放烟花爆竹，硬要放，则违法。尽管对于违法燃放的处罚不过是一二百元的罚款，甚至还抵不上购买爆竹费用的零头，但“精明”的上海人算的却不是简单的经济账。
违法行为不仅要付出金钱，而且还会损害个人的诚信，最终更会败坏社会风气。守法意识需要通过岁月不断磨砺，上海市民的守法意识，其实是从1843 年开埠以后逐渐养成的。最初人们羡慕的是租界里的整洁环境，后来慢慢发现，那样的环境是需要遵守各种规定才能保持的。1854 年租界人口猛增、华洋混处以后，随着工务处、警务处、公共卫生处、火政处等一系列公共机构的设立，一批城市管理的法规也应运而生。这些法规，对居民的居住、作息、建筑、行路、卫生等做出了具体而明确的规定，条分缕析，名目繁多，诸如不准随时随地倾倒垃圾，不得在公共场所随地便溺，挑粪过街须加桶盖，不许虐待牲畜，不准倒提鸡鸭等等，这其中就有在何种情况下才可以燃放爆竹焚烧纸钱的规定。上海是座移民城市，在“陌生人社会”中，只有法治才能维护社会稳定，也只有守法才能让每个人安全而幸福地生活。
“禁放”显现的是社会的理性精神。有人说“若无鞭炮声，如何有年味”，但当爆表的PM2.5 数值摊开在大家面前时，人们不难从节日气氛和身体健康之间做出抉择。说到底，所谓节日，不过是人为而已。我们现在的这个春节，究其历史，也只有一百来年。自从辛亥革命之后，我国以公历纪年，就把岁首元旦放在了每年的公历1 月1 日，但老百姓还是把农历正月初一作为过年的标志。为了调和官方和民间历法的不协调，1913 年7 月，由当时北京政府内务总长向大总统袁世凯呈上一份四时节假的报告，称：“我国旧俗，每年四时令节，即应明文规定，拟请定阴历元旦为春节，端午为夏节，中秋为秋节，冬至为冬节，凡我国民都得休息，在公人员，亦准假一日。”
结果，当时只批准以正月初一为春节，同意春节例行放假，次年（1914 年）起开始实行。这就是我们现在的春节之来历，而此前所谓“春节”都是指历法中的“立春”这个节气，或是泛指整个春季。所以人为的节日，也可人为改变，连称呼都可以变，还有什么习惯不能改变呢？尤其是那些已经明显不适应现代社会的习俗。
“禁放”催生的是城市的创新风尚。社会的现代化，自然会淘汰一些旧习俗，或者将之改成更顺应时代的方式。比如春联，现在都是写在纸上的，而宋朝时却是写在桃木板上的，称作“桃符”。继承传统，也不能拘泥，否则若是一定要找桃木，恐怕过年不易。同样，不燃放烟花爆竹，却让电子爆竹大行其道。在虹口区的婚姻登记处，新人若自愿签署《烟花爆竹禁放倡议书》，还能获赠一份电子鞭炮。这样的贴心服务和创新思维，不禁让人拍案叫绝。更让人耳目一新的，便是手机上的“红包大战”，抢红包成了“国民运动”。除夕当晚支付宝“咻一咻”互动共计3245 亿次，微信红包除夕全天收发量达80.8 亿个。
还有公路通行费免费的政策，让自驾游成为春节期间的新选择，而举家出行畅游世界也成了国人过年的新时尚，出境旅游人数突破了600 万大关。有这么些好玩而新颖的玩意儿，燃放烟花爆竹的时间和兴致自然要退居二线了。
归根结底，过年图的是气氛，春节为的是团聚。烟花的璀璨，只在于其瞬息之间。当我们回首往事的时候，留在记忆里的不是那惊艳的图景，而是与爱我们和我们爱的人共享的分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