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到一封读者来信，提出“救火”的说法是错误的，理由是发生了火情，应该是“灭”火，说“救”火难道是要让火越烧越旺吗？的确，当我们说“救人”时，意思是援助他人使其脱离灾难或危险，仿此，“救火”不就是“援助火灾”了吗？所以，他呼吁纠正“救火”的叫法，改称“扑救”。这位读者的逻辑没错，然而却只知其一，不知其二。“救”字的意思，除了上面说的那个意思之外，还有另一个义项: 援助人、使物免于（灾难、危险）。我们常用的一些词汇，如救亡、救荒、救灾、救急中的“救”字就是这个意思，救火也属于此列。有句俗话叫“救人如救火”，把“救人”比为“救火”，凸显了紧急的含义。这也从另一个侧面表明，“救火”和“救人”两个形式各有用场，把二者联系起来使用，还能取得特殊的效果。
原来，语言的逻辑是如此有趣，可以让两种截然相反的意思聚焦在同一个语素上。由此，我不禁想到了法律。严谨的法律，尽管会使用不少“法言法语”，但归根结底还是要诉诸自然语言的。碰到不同的理解，又当如何呢？美国联邦巡回上诉法院利尔德·汉德法官曾在1933 年5 月14 日的一则广播稿中谈到所谓“字典派”法官，“他们认为不管最后的结果是什么，法官必须逐字逐句、一丝不苟地适用法律”。他举了一个极端荒谬的例子，一个罪犯因为起诉书的文字表达而逍遥法外。在该案中，由于法律规定的是“against the peace of the state”，而起诉书只是说“against the peace of state”，少了一个冠词“the”，于是该流派按照法无明文规定不为罪的原则解释法律，致使该罪犯成功地逃避了惩罚。隔岸观火，我们会觉得这实在是可笑至极，但回看中国的历史，这样的“字典派”法官却并非凤毛麟角。史书上专门为他们开辟了一类传记，叫做“酷吏传”。汉有张汤、杜周，唐有周兴、来俊臣。他们无一不是深通刑律，却又深文周纳，以恶为治。
有鉴于此，那么如果法官不过于追求法律的文意，而依赖良知和常识进行判断，是否更好呢？在艾美奖和金球奖上风光无限的《傲骨贤妻》中，剧作者借主要人物之口表达了一个法治观点：“法律应该是公正的，不是客观的。法律永远是主观的，它也必须看到人性的一面，否则法律毫无意义。”然而在现实中，法官并不总能做得完美。如果给予他们过多的自由，则容易出现新的问题。比如南京彭宇案，让“扶还是不扶”成为两难问题。上海市人大日前启动了《上海市急救医疗服务条例》的立法工作，这个被媒体称为“好人法”的草案拟对公众无偿参与救治免责，以此鼓励更多人加入街头急救，同时将从院前急救、院内急救、社会急救三个方面予以规范。然而却因为把“好人”严格规定为“培训取得合格证书、具备急救技能的公民”而引起了又一波的争论。
正如语言有约定俗成之宜，法治的进程也是随着社会文明进步而不断发展的。发展过程中难免暴露出这样那样的问题。有问题，并不可怕。问题就是实际，就是方向，就是“有的放矢”的靶子。只要始终坚持问题导向，把发现问题、剖析问题、解决问题作为出发点和落脚点，我们必将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上走得更稳、走得更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