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晓虹 / 编辑
如果你现在前往长沙旅游，最常见的是满大街的臭豆腐和花样嗦粉（长沙话中吃米粉的意思）的年轻人，但却少有看到像北京、南京这样作为历史名城，几乎遍地都是历史遗迹的景象。虽然现在的长沙，也有岳麓山景区，也有湖南博物馆，但是博物馆里的展品数量和质量，远远与长沙“惟楚有材，于斯为盛”的名号不相符。上世纪 20 年代的基督圣公会礼拜堂、裕湘纱厂、中山纪念堂，上世纪 30年代的国货陈列馆、天心阁中阁、湖南第一师范等这些历史古迹，在如今的长沙城中，再也找不到任何踪迹。这一切，只因 1938 年 11 月 13 日凌晨的那场大火。
因日寇进犯，国民党打算采用焦土计划，也就是焚烧长沙。其目的在于让长沙内一切有用的建筑皆不为日寇所利用。根据国家第二历史档案馆记录：迨至 11 月 12 日，城陵矶、岳州、通城等处恶劣消息传来，长沙虽距前线尚有三百余里，但消息愈传愈奇，市民益加混乱，躁急者误信谣言，以为敌人将至，遂于 13 日晨 2 时开始放出无情之火。这把焚烧了长沙大地的大火被就是“文夕大火”。因 12日发的电报代码是“文”，大火又发生在夜里（即夕），所以称为“文夕大火”。
一
在那场浩劫中，长沙全城陷入一片火海，大火烧了五天五夜，毁灭了长沙城自春秋战国以来的楚国历史文物积累，地面文物毁灭到几近于零。长沙作为中国为数不多的 2000 多年城址不变的古城，文化传承也在此中断，最终导致长沙 3 万多人丧生，全城90% 以上的房屋被烧毁，经济损失约 10 亿元。这场大火在中国抗战史上与花园口决堤、重庆防空洞惨案并称三大惨案，也让长沙与斯大林格勒、广岛和长崎一起成为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毁坏最严重的城市。
国军对日战争中屡屡败退，失陷敌手的城市为敌军提供了大量的战备物资。1938 年 10 月 13 日，军事委员会委员长侍从室第一处主任贺耀祖、军统局副局长戴笠联名电呈蒋介石，汇报江西九江失陷前未能贯彻焦土作战，被日军获取大量物资的情形。
10 月下旬，广州、武汉相继沦陷，政府严令实施焦土政策。然而，国民党内部意见不统一，武汉警备司令郭悔擅自先行撤退，最终机场为日所用。戴笠的这份支持焦土政策的电报，最终使蒋介石排除他议，痛下决心烧毁长沙古城。
据计划起草人长沙市警备司令部参谋长许权回忆，经过徐权修改后的计划（共13条），明确要求， “弃守前，需将长沙市的公私建筑和一切不准备运走的物质全部焚毁，不资敌用”。“派省会警备司令部警备第二团和长沙市社训总队负责执行”， “于（1938年）11 月 13 日凌晨两点以前”，“进入准备位置”。
计划还对焚城的全部过程，如引火材料的发放和控制，起火的命令、信号、秩序等作了具体规定。放火的地点选定天心阁，这是长沙城中地理位置最高的地方。张治中批示：“限明晨（13 日）4 点准备完毕，我来检阅。”张治中还和酆悌、徐权一起研究组建了“破坏长沙指挥部”。决定由酆悌负总责，警备第二团团长徐昆任总指挥、市社训总队副总队长王伟能和许权任副总指挥。
1938 年 11 月 13 日凌晨 2 时许，长沙南门口外的伤兵医院突然起火，许权得到士兵的报告后，电询前线的关麟征处，得知前方无事，且南门不是举火的地点，所以判断是失慎。许权打电话找警察局局长文重孚，要求救火，答复是：警察都撤离了，消防队员也撤离了。另外，因早前为了实行焦土政策，所有消防车都把水换成了汽油。
意外产生的火灾，没能快速扑灭。
不到一刻钟后，南门又有三处起火。不知真相的城内警备司令部见城外起火，以为是信号，纷纷将点燃的火把投向油桶或居民的房屋。不多久，连天心阁也火光四射，接着全城起火。眼看大火已无法扑救，只能宣布弃城。最终长沙大火烧了五天五夜，才自行熄灭。也就是说，长沙城的大火虽然早有预谋，但是最终的爆发却是起于偶尔，传于失误。
由于焚城的计划是严格保密的，焚城的行动又是在没有得到命令的情况下突然发生的。故当火起时，留城的老百姓尚在睡梦中。及至从梦中惊醒，还以为是日军打进城来了。
正准备夺路逃命，但烈火已经临门，大多数的街巷已被烟火封住。熊熊大火中逃命的人们，在拥挤和混乱不堪中，有的被人群踩死，有的被汽车压死，有的被大火活活烧死。凄厉的哭喊声，恐怖的嘶叫声，连同建筑物燃烧时的爆炸声，交织成为一个悲惨世界。无数市民争相逃命，在长沙城的湘江渡口发生严重的事故。
文夕大火之于古城长沙近乎是毁灭性的伤害，造成长沙工商业的空前劫难，工厂被烧毁 40 多家，商业损失更为惨重。全市 190 多家碾米厂和粮栈仅存 12 家半，仓储 200 余万石大米有 190 余万石化为灰烬。长沙工商业者流离失所，长沙商贸元气大伤。
据国民党湖南省政府统计室编印的《湖南省抗战损失统计》估计，大火造成的经济损失约 10 多亿元，相当于抗战胜利后的 1.7 万亿元，约占长沙经济总值的 43%。
11 月 18 日，国民政府的主要报纸《中央日报》发表社论称：“长沙近 30 年来，虽屡经兵燹，然以湘人活力之强，近年早复旧观，物资、人力欣欣向荣，全国都市中，充实富庶，长沙当居首要。百年缔造，可怜一炬。”
实际上，1937 年抗日战争爆发之初，长沙地处后方，沿海及沦陷地区人员、游资后撤，沪、汉、苏、浙等地部分工商户开始内迁，长沙是主要终点和中转站之一，使长沙商贸发展获得一次难得的机遇，当时湖南工厂总数具全国第二，购买力全国居首，经济繁荣景象国内罕见。
在大火中，政府机关、学校、银行等建筑基本全部损毁。
二
此时，历史再一次开起了玩笑。
“文夕大火”之后，长沙城焚毁殆尽，然而百余公里外的前线却安稳如故，日军压根就没有向长沙进攻，全国舆论顿时一片哗然。
长沙大火因事发偶然、时机过早，并未起到困敌作用，反而使广大百姓深陷灾难、无家可归，引发了人民群众对国民党当局的极大愤恨。一时举国上下，信电交驰，严正要求当局彻查大火真相、严惩祸首、赈济灾民。
1938 年 11 月 16 日夜，蒋介石赶赴长沙。
次日，他登上天心阁。长沙天心阁公园管理处文物科长沙伟，研究天心阁历史多年。据他介绍，有关资料显示，蒋介石看到长沙全城几乎焦土一片、片瓦无存时，顿时面红耳赤，头上筋络暴起。
为平民愤和推卸责任，从天心阁下来之后，蒋介石立即下令将长沙警备司令酆悌、长沙警察局长文重孚和警备二团团长徐昆 3 人抓了起来，并组织军法会审，限两天结案。
11 月 18 日上午 7 点，审讯开始。徐昆、文重孚两人咬定一切行动都是执行警备司令部的命令，而酆悌则供认：疏忽失慎、违犯机宜，有不可赦免的罪行。审讯判定酆悌系首犯，文重孚、徐昆系从犯，判定三人数年徒刑不等。
判决报送蒋介石审批，蒋深为不满，提笔先是在酆悌的判决草案上批示，“酆悌身负长沙警备全责，疏忽怠惰，玩忽职守，殃及民众，着即枪毙。”在文重孚的判决草案上批示，“文重孚身为警察局长，不奉命令，率警遁逃，着即枪毙。”在徐昆的判决草案上批示，“徐昆玩忽职守，着即枪毙。”军事法庭并按蒋介石指示，将判决书上“纵火罪”改为“辱职殃民罪”。
三人伏法后，社会流传出一副对联，上联“治绩如何，两大政策一把火”，下联“中心安在，三个人头万古冤”，横批为“张惶失措”。
三联首字正好组成“张治中”，以示社会舆论对大火案审结的不满。作为最高行政长官的湖南省政府主席张治中自然难辞其咎，曾当面向蒋介石请求处分，被蒋介石以“用人失察，防范疏忽”为名，给予其“革职留任，责成善后，以观后效”的处分。
敌骑未至，自毁名城。仅仅枪毙三个责任人并不足以服众。早在当年 11 月 16 日，国民党中宣部和军委会政治部曾发布《关于长沙大火经过真相的说明》，将失火原因概括为，“地方军警误信流言，自卫民众激于义愤所造成。”这一说法此后就成了国民党官方统一的口径。
历史从来不容假设，我们无从知晓一件事：如果八十年前长沙躲过了那场焚城之火，那么时至如今，能够遗留和保存多少的历史古迹，又能对当下的长沙市民生活，带来哪些实质性的影响。就像我们也无法假设，如果中国没有发生抗日战争，现如今的中国古城文化遗迹将是怎样一番风貌一样。
太多的文化瑰宝，由于各种各样的原因被毁灭，后人再难以亲眼目睹其风采。而后人唯一能够做的，也只有按照古书上的一些记载，照猫画虎，按照今人的理解，重建一堆“古建筑”出来。
就像那句中国虽然幅员辽阔，但没有一寸国土是多余的一样；中国的历史文化虽然悠久丰厚，但是同样经不起折腾与糟蹋。与被天灾与人祸毁灭的历史古迹一道消失的，还有中国人的信仰与精神。当代为金钱至上的浮躁价值观成因里，我们不难发现，那些不尊重中国历史与文化传承的思维方式的影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