路易•艾黎与百年消防队

若 风/ 文

车子驶出外滩隧道,沿着吴淞路前行,便看见武进路路口一栋略呈文艺复兴风格的三层砖混建筑。朝着马路的方向,这座建筑呈凹弧形,一字排开四扇红色的木门。抬头仰望,建筑后面有一座方形的高塔。从1866 年开始,周围早已是沧海桑田,唯独这栋红白相间的小楼虽几经修缮,却仍维持着一百多年前的模样。
如今,有些年纪的上海人说起这座建筑,总是亲切地称其为“救火会”。这个名字源自初建时工部局火政处虹口救火会。历经三个世纪的变迁,如今它已成为了全国尚存的仍在使用中最早的城市消防队——虹口消防中队。
在消防中队会议室旁,有一个历史陈列室,里面记录了这支百年消防队一百五十年来的历史变迁。其中有一张老照片上,一位身着军装,英俊、帅气的外国男子显得格外引人注目。他就是被邓小平称颂为“中国人民的老战士、老朋友、老战友”的国际友人——路易·艾黎。

从奥克兰到上海

2014 年11 月21 日,北京已是一片白雪皑皑。而此刻位于南半球的新西兰首都奥克兰,却刚刚是初夏时节。当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抵达时,新西兰总
理约翰·基夫妇立即迎了上去。在他们身后,新西兰土著毛利族代表跳起了传统舞,在毛利族勇士和中国舞龙的引导下,习近平夫妇缓步走入欢迎会大厅。在讲话中,习近平主席说道,“中国和新西兰虽然相距遥远,但友好交往源远流长。早在19 世纪中叶,第一批中国移民就飘洋过海来到新西兰,同当地人民携手开创美好生活。新西兰友人路易·艾黎先生1927 年远赴中国,将毕生献给了中国民族独立和国家建设事业。”
1897 年12 月2 日,路易·艾黎在奥克兰出生,姑妈为他取了个名字“瑞威(Rewi)”。这个名字来自一位因奋力抵抗英国殖民者而英勇牺牲的新西兰土著英雄瑞维·曼尼亚波托。艾黎的姑妈或许未曾料想,几十年后,自己的侄子也因为在中国英勇无畏、不屈不挠的表现而被另一个民族所深深铭记。
艾黎没有辜负长辈的期待,1916年,19 岁的他终于如愿以偿走进了军营。此时,远在欧洲战场的第一次世界大战已经爆发。作为英联邦一员的新西兰也时时刻刻被战场的局势所牵动,当时的艾黎和其他年轻人一样,渴望前往战场,渴望建功立业,哪怕战死沙场也是一种荣耀。
战争就像一部绞肉机,碾压着年轻的生命们。很快,艾黎开始感受到了战争的残酷。与他一同从新西兰出发的战友有的殒命战场, 有的失去了手脚,人们开始诅咒这该死的战争,死亡的阴影无时无刻不笼罩在人们的心头。但艾黎也发现,有一群东方人始终在战场上表现得非常勇敢。当他得知这群人来自中国时,他感到非常吃惊。因为在此之前,他从未接触过中国人,只是听人说起过中国是一个非常落后的国家,那里的人普遍瘦弱矮小,这与他眼前看到的中国人完全不同。
1918 年8 月,战争渐渐接近尾声。路易·艾黎因为在战争中的出色表现被授予了威尔士亲王勋章。回到新西兰,佩戴勋章的艾黎受到了家乡人最高的礼遇。然而,实现了“英雄梦”的艾黎却并没有最初的兴奋,那些当年和他一起从码头出发奔赴欧洲的战友许多已长眠不醒,他开始反思战争的意义。在其后的几个月时间里,他逐渐意识到,真正的事业不应该是破坏,而是建设。此后,他用一生的行动实践了这个他从战争中领悟到的信念。
艾黎选择和别人一起经营一座牧场。没有被战火所侵蚀的新西兰,一切依然是如此平静。牧场很快就有了起色,但艾黎的心却始终向往着遥远的中国。他常常通过当地的报纸阅读与中国有关的消息。
1927 年,北伐军节节北上,北洋政府像一座行将倒塌的大楼岌岌可危,报上连篇的文章充斥着西方列强对于新兴的国民党政府的恐慌。
然而,这却更加坚定了艾黎前往中国的决心。他似乎看到了这个历经磨难的古老国家即将获得新生。是时候去中国看一看了,刚满30 岁的艾黎对自己说道。
把牧场留给了合伙人,艾黎收拾好行装先前往澳大利亚。在那里打了两个月工攒够船费后,他登上了开往中国的轮船。
1927 年4 月21 日早上,还在睡梦中的艾黎被客舱外的一阵嘈杂声吵醒,他隐约听到有人喊道,“上海!看,上海!”他马上像个弹簧一样从床上蹦起,冲出窗外奔到船头,他很快被外滩的万国建筑群所震惊,不愧是远东第一大都市。梦中的中国,如今就在眼前了。
下了船,走在上海的街头,艾黎发现周边的气氛有些奇怪。人们个个行色匆匆,到处是身着制服的军人、警察。
这究竟是一个怎样的国家?他决意留下来一探究竟。
第二天一早,艾黎沿着马路穿行在上海的街头。他发现上海公共租界一般生活水平很高,然而一旦离开了外国人居住区,马上就像是进入了另外一个世界。在那些宏伟的建筑背后,到处是衣不蔽体的乞丐。路上的行人要么眼神空洞,要么就是充满了恐慌,人们用异样甚至敌视的眼神看着他。而普通老百姓居住的房间里犹如迷宫般纵横狭窄,无论是大人还是小孩,都有随地便溺的恶习,以至于弄堂里充斥了恶臭。而拥挤的木质结构楼房,人们还在一旁生火做饭,一旦发生火灾,几乎无逃生的希望。
晚上回到家里,朋友正焦急地等待他,他听说艾黎竟然跑到了公共租界,不由得责备他太不小心。随即又高兴地告诉他,巡捕房正在招募巡捕,听说艾黎有过当兵的经历,表示能够给他提供一份工作。然而艾黎对此却毫无兴趣,他想了想,说道,“能不能为我找一份消防员的工作?”

从“另类”消防员到“最真诚的朋友”

路易·艾黎与救火会同仁合影。

在当时的中国,巡捕房的工作可谓是一个“肥差”,很多巡捕都利用公权中饱私囊。相比之下,专业消防队员收入就要少得多。由于人员缺乏,再加上艾黎的外国人身份以及当兵的经历,他很快就在工部局火政处谋得了一份消防员的工作。
在艾黎的眼中,工部局火政处是一个技术好、效率高、资金充足的机构。
在当时列强统治下的公共租界,火政处很注重资金的投入和技术更新。这也是艾黎当时选择来救火会的原因之一,然而他发现,当时中国最缺乏的并不是技术,而是观念。在一个文盲占大多数的国家里,许许多多生活的陋习才是引发火灾的罪魁祸首。所以,他主动担起了去中国人聚集的地方传播消防知识这件在别人眼中辛苦又没有“油水”的工作,这也为他将来投身教育事业种下了萌芽的种子。
出色的工作表现让艾黎进入救火会10 个月后被任命为火政处队长级的督察。丰厚的薪水让许多同僚都为之羡慕,然而艾黎本人,却变得越来越苦恼,因为在这10 个月里,他见了太多底层中国人的苦难与不平等,却不知如何去帮助他们改变现状。他意识到自己所拥有的知识无法解决这个问题。就像一个在迷宫中苦苦寻找出口的人,直到有一束曙光照入他的眼睛。
1927 年4 月, 国际共产主义战士、新西兰作家和诗人路易·艾黎供职于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火
政处虹口救火会。

有一天,他遇到了英国朋友亨利·巴林博士,他向对方述说了自己的困惑。对方听后,借给了他一本《资本论》。正是这本书像一把钥匙般为艾黎打开了一个全新的世界,原先的黑雾逐渐散去,他终于获得了自己一直苦苦追寻的答案。还书的时候,他告诉巴林博士,“我已经得出了结论,旧的制度必须推翻,我将用尽全力帮助把它推翻。”
1929 年,艾黎决定利用自己的假期,参加中国华洋义赈会在绥远地区的赈灾工作。虽然艾黎并不缺钱,但他却买了一张最便宜的车票,与难民一起在货车车厢里席地而坐,奔赴绥远。他习惯于用这样的方式来了解中国,了解中国人。
在从事消防工作5 年后,1932 年,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成立了工业科,由于艾黎在火政处长期担任督查,经常到工厂里检查防火工作,对情况了如指掌,于是工部局又将其调到了工业科,担任首席工厂视察员。虽然离开了心爱的消防事业,但他却有了更多的时间和机会深入工厂接触普通的中国底层工人。经过艾黎的努力奔走,上海公共租界内的缫丝厂开始减轻了工人的劳动强度。他和刚到中国的美国医生马海德一起,搜集电池厂童工的尿液,进行“铬中毒”的研究;他还进行了纱厂工人包身工制、住宿制的调查,对那些严重剥削工人并酿成事故的工厂主尽量施加压力。然而艾黎明白,仅凭一己之力,是阻止不了资本家对工人的残酷剥削的。
1932 年末,路易·艾黎经一位美国朋友的介绍,结识了美国记者史沫特莱,通过史沫特莱,艾黎又结识了宋庆龄、鲁迅、冯雪峰、陈翰笙、黄华等一批中国进步人士。他还加入了上海第一个国际性马克思主义学习小组,经常与志同道合的朋友一起读有关马克思主义的经典著作,讨论世界和中国、特别是上海的形势。他还不顾个人安危,积极地支持中国共产党的地下斗争,当时地下党的秘密电台就装在他家屋顶上。正如1968 年宋庆龄在为艾黎作证明时写的那样,“在白色恐怖笼罩上海的时候,是他把自己的家作为共产党员的避难所。”
1937 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不久,艾黎辞去上海的工作奔赴武汉。他的新头衔是“中国工业合作协会”技术总顾问、代理总干事。1939 年2 月,艾黎得知了印度援华医疗队即将奔赴延安的消息。仿佛一个漂泊的游子听到了母亲的召唤一样,艾黎马上收拾行装,登上医疗队的车奔向着心中的圣地——延安……此后,无论是战火纷飞,还是社会动荡,他都坚定地留在了中国。1977年,春回大地,万物复苏。这一年的12月2 日,是艾黎80 岁的生日。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在人民大会堂为这位老人举行宴会,庆祝他来华工作50 周年。
邓小平代表中共中央、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向路易·艾黎的寿辰表示祝贺,他给艾黎的“新任务”是:“至少再活24 年,使自己能够亲眼见到毕生为之努力的愿望的实现,并成为经历三个世纪的中国人民最真诚的朋友。”

五十余年不忘初心

吴淞路近海宁路口北望,前方中央建筑为虹口救火会(今昔对比图)。

1979 年5 月23 日, 虹口消防中队的战士们早早地起床后将整个大院打扫一番,然后整齐地列队在门口,他们知道今天将有一位贵宾到来,虽然他们中的很多人也是第一次听说这位老人的名字。
上午9 点,几辆轿车缓缓驶入大院。一位头发花白的老人在秘书的搀扶下走下车。虽然已是83 岁的高龄,但老人依然精神矍铄。他环视了四周,眼神里充满了深深的眷恋之情。老人名叫路易·艾黎。在他的身旁,跟着几名摄像师,他们是新西兰一家电视台的工作人员,在中国对外友好协会的陪同下,拍摄一部关于艾黎五十多年中国生活的纪录片。
艾黎显然很激动,他的眼前仿佛又浮现出了当年他刚刚踏上上海十六铺码头的场景。在欢迎的人群中,他见到了一位故人,曾经一同在租界火政处共事过的叶斌勇。两位老人分别时都是风华正茂,如今都早已步入耄耋之年。
“一切都还是老样子,”艾黎感慨道,他指着大院二楼铁质护栏说,“看那上面的花纹,就是一只和平鸽,这也是俯瞰这座建筑的样子。”
在时任上海市公安局消防处处长吴桐生的陪同下,艾黎走进小楼,他一眼看到了墙上挂着的工部局火政处虹口救火会时期的铜章,老人用手轻轻抚摸了铜章上岁月的留痕,那句“WE FIGHTFLAME(我们与火警作战)”铭刻了救火会的职责。
沿着楼梯走到二楼,艾黎找到了当年他住过、工作过的房间。虽然消防官生涯只是艾黎五十多年中国生活中的一个片段,但毕竟是他在这个遥远国度的开始。他也未曾料想,自己的一生将与这片土地紧紧相连。正如他在一首诗中所写道的那样,“中国给了我生活的目的/ 给了我一项愿意为之奋斗的事业/这事业一年比一年更加丰富/ 它使我得
以置身于/ 前进中的亿万人民的行列/这一切多么意味深远/ 谁还能想到什么报酬/会比我得到的这一切更加美好?”
1987 年12 月27 日,艾黎因患脑血栓并发心功能衰竭,在北京逝世,享年90 岁。在遗嘱中,艾黎写道:“务请不要大张其事,这不过是又一名战士在行进中过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