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烽火岁月里艰难前行
上海民办救火会的抗战义举

谭婧/文

抗战初期上海民办救火会分布图
抗战初期上海民办救火会分布图

对出生在解放后的很多上海人来说,救火会这三个字是一个十分陌生的名词。可在不少老一辈的上海人看来,知不知道救火会甚至可以作为是否了解上海历史和文化的重要标志。这不仅是因为在最艰难的日子里,是救火会不计回报,承担起了上海繁重的城市消防工作,更是因为它对这座城市的影响,直至今天,依然不可磨灭。
救火会其实就是消防队,是救火联合会的简称,它是个舶来品,最早诞生于上海租界,是我国最早的消防机构。晚清时期,公共租界有义勇消防队,工部局成立火政处。但当时华界的老城厢,却没有专门负责消防的机构,只能由民间社会慈善机构负责。华界开埠以后,工商业持续发达,原有消防力量难以支撑。为此,民间士绅组织了“救火社”等团体,到1907年已达几十个。为了抢时间、避免争抢水源等,救火团体相互联合是形势所逼。1919 年,上海的华界成立了5 个救火会。10 年后,上海22 个救火会分别为:7 个沪南区救火会,7 个沪北区救火会,2 个沪西区救火会,1 个江湾区救火会,2 个吴淞区救火会,3 个浦东区救火会。

抗战时期救火会处境艰难

正当上海救火会生气盎然,大踏步发展之时,申城遭到了日本侵略军铁蹄的蹂躏,上海人民群情激奋,爱国热情十分高涨,但生活却不可避免地陷入了最艰苦的岁月。上海被日寇侵占后,民不聊生。民众为了躲避战乱,纷纷逃向重庆、武汉、屯溪等内陆地区,原华界地区的商业呈现出一片萧条萎缩的景象,沪北、沪东更是满目疮痍。在这样一种情况下,无论是政府还是民间绅商,经济都十分困难,上海各民办救火会当然也就难以为继了。
1937 年10 月,南市、江湾、吴淞等地相继陷入日军之手……上海民办救火会在这个时期遭受到了灾难性的打击。很多救火会的房屋、设备毁于战火之中,一些救火会由于经费困难,器材短缺而无法继续存活。据统计,在当时像这样遭到严重损失的救火会竟达到四分之三之多,上海民办救火会的工作也因此陷入了极大的困难之中,救火会处境艰难。
以“八一三”抗战爆发的所在地沪北区为例。其实,当地的救火会在“一• 二八”事变之后就已遭到了毁灭性打击,在日寇占领全沪之后,沪北区救火队的陈友生甚至甘受日寇宣抚班的节制,把救火车改装成运输车,组建运输公司来牟利,走上了汉奸卖国贼的不归路。沪东个别救火会也出现了使用会中的救火车辆、汽油来运货送客的情况。由此可以想见,当时的上海火情已到了何等危险、危急、危难的时刻!

救火会在抗战时期发挥重要作用

然而,一向具有见义勇为精神的沪南各区人民还是凭借着一腔爱国热情,把救火工作坚持了下来。虽然同样遭到了日军的严重破坏,但相比上海其他区域,沪南区救火会的整体状况相对较好,车辆等物资装备也都有一定量的保持。因此,虽然处境艰难,但沪南区救火会仍尽最大范围完成救火任务,保障地区安全。据1932 年10 月沪南区救火会材料述,“一•二八”事变发生后,其所在辖区人民迁徙千不留一,唯独只有救火会的同志们,平日间相处如亲人,日夜轮岗执勤,从无缺勤。只要接到警报,救火会人员无一不是凭借着强大的毅力和大无畏的勇气,奋发赴义,蹈死不顾!此非平日精诚相感而见义勇为者,决不至此。
除了在救火工作中克服困难、锲而不舍之外,救火会也以自己的方式加入到抗战当中。胡阿毛是当时上海南市救火会的一名卡车司机。1932 年2 月26 日午后,胡阿毛驾车在虹口百老汇路被日军抓住,搜出驾驶执照后,他被拖到汇山码头司令部拘禁。第二天早晨,日军以重金利诱他帮日军运送军火,迫令他驶往公大纱厂,胡阿毛对日寇怀有民族深仇大恨,决心以死相拼,便假装答应。
开着载满军火和4 名日本押运兵的大汽车途经黄浦江边时,胡阿毛开足马力沿江边马路飞驰,突然他方向盘一转,汽车直向黄浦江开去,冲入江内,顷刻之间,激起数丈高的水柱,胡阿毛与军火和押车的日兵一起同归于尽。
“驾驶卡车胡阿毛,满载日械日军曹。同归于尽同投浦,机警舍身死亦豪。”胡阿毛用自己无畏的勇气和豪迈的身躯激励了国民的爱国热情,在胡阿毛的公祭大会上,民国年间著名的“暗杀大王”王亚樵心情激昂地朗读了他的祭文,其中有“阿毛阿毛,泉台相望,铁臂锄奸,赤胆心肠。飞车黄浦,杀倭亡己,春秋义名,忠国何伤”的句子,对胡阿毛爱国精神给予高度赞扬。张恨水先生也在其书中赞颂了胡阿毛的英勇行为:“诚不愧为中华儿女!”
 
新中国成立后,随着上海社会、经济的不断发展,上海的消防事业不断地大踏步迈进,消防体制也在改革开放的浪潮中整合完善。政府加强消防队伍的建设,对保障上海的经济建设、社会发展、人民生命财产安全,发挥了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一代又一代的消防人,将上海民办救火会在抗日战争中表现的克己奉公、赤胆忠心、精诚团结的精神化作新时代奋勇前进的强大力量,用自己坚定的信念和血肉之躯,肩负起平安上海的神圣职责, 铸起属于这座城市,真正牢不可破的御火长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