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寿林/ 文
20 世纪初，上海的消防事业发展迅速，到1926 年，上海英、法两租界已拥有9个装备精良的消防队。华界救火会也增加到14 个，装备也竞相实现机械化。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畸形经济一派繁荣景象。但是，后起的日本帝国主义却并不满足于在华侵占的利益，尤其是上海这个中国最大的城市。1932 年，日本大举进攻上海，制造了“一• 二八”事变。1937 年，日本在上海虹桥机场再次制造借口，发动了“八一三”事变。
这两场战争，给上海城市带来的创痛，久久不能平复。消防也不例外，其创伤直至解放战争后才得以恢复。日伪时期，是上海消防史上最无作为、最腐败的年代。日本侵略者对上海人民犯下累累罪行，仅造成的特大火灾就罄竹难书。
“一• 二八”的暴行
1932 年1 月18 日，在马玉山路（今双阳路）三友实业社附近，有5 名日本和尚遭到日本当局预先布置的特务袭击。日本军政当局诡称是三友实业社义勇军所为，在其国内和在华日侨中煽风点火。1 月20 日凌晨，几十名日本青年同志会的“浪人”，手持凶器，在宪兵率领下，对三友实业社发动偷袭。他们投掷汽油瓶，纵火烧毁6间工场，杀死杀伤在附近值岗的3 名中国巡捕。下午日本侨民1000 余人在北四川路举行挑衅示威，一路殴打行人，捣毁商店、车辆。1 月24 日，他们又放火焚烧日本公使重光葵在上海的公馆；1 月27 日，日本驻沪总领事村井仓松倒打一耙，向上海国民党市政府提出最后通牒，要求道歉、惩凶、赔款和解散抗日团体等无理要求，并限24 小时内答复，否则日军将采取“自由”行动。尽管市长吴铁城答应一一照办，但日本军国主义者还是按预定计划于1 月28 日晚上11 时，在虹口的北四川路、施高塔路（今山阴路）和闸北的宝山路、虬江路一带向上海市区大举进攻。由蔡廷锴和蒋光鼐指挥的驻上海十九路军，在上海人民抗日情绪十分高涨的环境下，奋起还击侵略者，开始了著名的淞沪抗战。
抗战之初，日本侵略军遭到十九路军的激烈抵抗而节节败退，由于憎恨百姓的支援抗日行为，他们大肆纵火焚烧民房等一切财物，造成一片火海。据《时事新报》等报道，1 月29 日凌晨4 时，闸北，虹口方向开始烧起熊熊大火，人们一过河南路桥，就能看见红光弥漫天空，烟雾蔽日。
1 月29 日，日本空军在闸北狂轰滥炸，先毁湖州会馆，又炸北南里、天宝里等大片居民区，宝山路、宝兴路一带，几乎成了一片焦土。爆炸引起了冲天大火，其中商务印书馆和北火车站在这场战火中全部被炸毁，成为灰烬瓦砾。当时，两处大火如同两个对峙的火山，北火车站的两列客车中弹起火，虹口消防工场，梵皇渡路消防分队亦中弹起火，尤其令人痛惜的是东方图书馆的焚毁。2 月1 日晨8 时许，东方图书馆再度（昨日已被炸）起火，顿时火势燎原，纸灰飞扬，直至傍晚，这座巍峨璀璨的五层大厦焚毁一空，连时任上海市长吴铁城也惊呼“古籍孤本尽付一炬”。当时传言是日本浪人以商务印书馆被毁意犹未足，特再潜入东方图书馆纵火焚烧，这是日寇蓄意毁灭中华文化的滔天罪行。
“一• 二八”事变期间，在吴淞、闸北、江湾等地，中国人开设的工厂、学校、医院和大片民房都被日军烧光。“大火绵延十余里，入晚遥望烈焰腾空，红光冲天”，数十万难民流离失所，无家可归。更可恨的是，日本兵和便衣队任意捕杀市民，被杀害的中国无辜平民数以万计。尤其残酷的是把中国人关进屋里，叫他们去放火，否则挖眼处死。直至今日，这样的暴行仍令人毛骨悚然、义愤填膺。
“八一三”的暴行
1937年7月7日，日本侵略军在河北省宛平县卢沟桥发动事变，侵占平津后，又对上海发动新的进攻。日军先在北四川路底设立海军陆战队司令部，并在虹口集结军队，伺机而动。
7 月24 日，日本借口走失一水兵，出动了驻沪海军陆战队，荷枪实弹、横冲直撞企图挑衅。三天后那名水兵被找到，但日军并不因此罢休。8 月9 日下午，日本海军陆战队的两名军士携带武器，坐车直闯虹桥中国军用机场侦察，中国
守卫劝阻无效，引起枪战，击毙肇事人员。于是日军借口“虹桥机场事件”，调集大批军船、飞机、陆战队。8 月13 日上午9 时，一支日本便衣队从北四川路出发，在虬江路口、横浜桥一带扫射中国驻军，妄想越过淞沪铁路冲往宝山路。在吴淞、高桥处的日舰向虬江码头、军工路、沪江大学一线开炮猛轰。中国驻防警察及保安队当场予以还击，爆发了为期三个月的“八一三”上海抗日战争。战火燃起，闸北青云路、西宝兴路多处着弹，燃起熊熊烈火。上海再次遭受日本侵略者战火的蹂躏，死伤、火烧比上一次更多、更大、更惨。
据1937 年《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年报》中的《火政处报告》记载：“中日两军于本年8 月13 日开始在沪作战，至11 月初止。公共租界随时可以发生最重大之火灾。其严重性自为本租界有史以来所未有。因空袭轰炸，及炮弹横飞，发生火警无疑数百次。且各区尽可同时发生多起火灾，导致本处不及施救。9 月18 日晚，在4 小时24 分钟时间里，本处所接东区发生大火警报不下8 次，皆由空中掷下燃烧弹所致。又如，10 月14 日，以空袭于高射炮之射击，使本处于1 小时又42 分钟之短时间内，接到火灾警报6 次，救护车急救请求17次。”“每次火警，救火队到达时，均已焚烧甚炽，着火房屋区域，甚为广大。而尤以（日本）飞机投掷燃烧弹所致之各火灾为烈，有多起火警，因其焚烧地面之广，须由救火队领队决定，应就何街道竭力施救，而非如平常之时，任何救火人员，皆知应灌救者为某所房屋，或一所房屋之某部分。因空袭之频仍，炮弹之轰击，或由于其他之类似原因，致其他各处有随时一同发生火警之可能，故每次接到警报，辄仅能派遣救火车一辆，及救火员若干名，驰往扑救。”“且此种火灾，在焚烧之处或其贴近地点，每有炸弹之轰炸，高射炮之射击，及其他之空军活动，致使到场之救火员夫，常需在极其危险与紧张之状态下，奋勇进行扑救。”
“军队驻扎的区内，每日黑暗无光，且缺乏交通便利，而被炮弹炸弹轰击或被火焚烧之地面，又随处有断折之电缆，以及墙壁倾坍于楼板塌陷之危险，均使扑救工作之繁重于困难，益见增加。”这些记载，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日本军国主义者侵略上海时，给上海造成了大量的成片的特大火灾，连当时的英国人戈登戴森（火政处长）也惊惶失措，连呼“罕见”！
日本侵略者推行的是“烧光、杀光、抢光”的“三光”政策，致使上海闸北之大火，蔓延焚烧几乎殃及整个闸北区，完全焚烧的整批房屋不下数百批，烧损的房屋比比皆是。仅上述数例，足见日本侵略者仅给我国上海一地所造成的惨重损失，已是何等之巨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