爆炸案断送 260 年大清朝
张晓虹/编辑
1911年七八月间，四川保路运动风起云涌，湖北新军受命入川镇压。在此情况下，新军中的两个革命团体共进会和文学社当年9月24日举行秘密会议，决定推举蒋翊武为军事总指挥，孙武为军务部长，计划在部队开拔前，也就是10月6日（中秋节）那天，发动起义。
一
会议过后，“八月十五杀鞑子”的消息不胫而走，当地一份小报甚至公然宣称革命党要在中秋起事。消息传开后，湖广总督瑞澂十分惊恐，他深知革命党势力早已深入新军队伍，于是以调防为名将他认为有问题的新军分调各处，以拆散革命党在部队中的组织关系。特别在中秋前几天，瑞澂更是紧张不安，他特意召集文官知县以上、武官队长以上参加防务会议，要求军队提前过中秋节，并节日期间实行戒严，士兵不得外出，子弹一律入库。
八月十五的中秋节，桂花飘香，皎月悬空。武昌城内，不但没有想象中的喧嚣和暴动，反是格外的宁静与安详。原来，湖南革命党人焦达峰9月28日发来电报，声称准备不足，请求延缓十日起义。由于军队调防，起义指挥系统等也需要临时调整，于是孙武等人便决定将起义日期推迟到10月16日。
过完极度紧张的中秋节后，湖广总督瑞澂刚把悬起的心放下，但几天后汉口租界的一声爆炸，立刻又掀起了波澜。原来，10月9日下午，孙武等人在租界宝善里安装炸弹、筹划准备工作时，有人不慎将纸烟火屑弹入火药中引发爆炸，屋内顿时烈火熊熊、浓烟滚滚。孙武脸部当下被烧成重伤，被赶紧送往医院救治。正忙乱间，俄租界巡捕闻讯赶来，将尚未撤离的刘同等人抓获，并查抄了室内为起义准备的旗帜、文告和革命党人花名册等重要文件。随后，俄租界巡警便将刘同等人和查获物品一同移交给清方。
这可是个大案子。瑞澂一声令下，武汉全城戒严，军警四出，按照花名册搜捕革命党人。在这危急时刻，被调防岳州的蒋翊武匆匆赶回了武昌，并召集刘复基、彭楚藩等人在武昌小朝街85号开了一个紧急会议。会上，大家一致同意立即举行起义。当天下午，蒋翊武便签发起义命令，令当晚12点以南湖炮队鸣炮为号，城内外同时举义。
但不幸的是，由于之前的爆炸案，城内戒备森严，命令并没有及时的送到南湖炮队。这样，午夜十二点到了，大家仰望星空，但都没有等到期待已久的那一声炮响。在大家焦急等待时，军警们已搜查到小朝街85号，蒋翊武侥幸逃脱，而刘复基、彭楚藩、杨宏胜等十来个人被堵了个严严实实。抓到这些革命党后，瑞澂下令连夜突审，刘复基、彭楚藩、杨宏胜三人在凌晨便被害于督署东辕门。
二
10月10日上午，军警们依旧在大街小巷四处搜查，革命党人的据点相继被抄，又有三十多名革命党人陆续被捕。而这时的湖广总督瑞澂自以为大案告破，局势已定，他得意的电告朝廷请功，说“传革命党有扑攻督署之谣，瑞澂不为所动，一意镇定处之。张彪、铁忠等各员，无不忠诚奋发，俾得弭患于初萌，定乱于俄顷。”
不过，瑞澂也未免高兴得太早了。就在当晚，城内突然一声枪响，顿时划破了原本宁静的夜晚。枪声来自于城内紫阳桥南的工程第八营。在得知刘复基等领导人遇害、革命党人相继被抓的消息后，第八营的起义召集人熊秉坤心急如焚，最后决定不再等待那南湖的炮声，而是约集同营的革命士兵当晚立即起事，不再拖延。
就这样，在革命党领导人全部缺位、指挥系统完全被破坏的情况下，那些革命士兵主动站了出来，并承担了发动起义的责任。就在当晚，工程营排长陶启胜查棚时发现士兵金兆龙臂缠白巾，手持步枪，似有枕戈待旦之势。于是陶排长便怀疑其图谋不轨，意图造反，上前要缴金兆龙的枪。金兆龙起而反抗，揪斗大呼：“同志动手！”于是同棚士兵程定国赶来相助，并用枪击伤陶排长的腰部。
这便是武昌起义的第一枪，也是辛亥革命的第一枪。这一枪，宣告大清王朝的即将落幕——从偶然性决定历史的角度来说，很多人觉得这两百六十多年的清王朝居然被这个小小的陶排长的贸然行动给葬送了。但追根就底，这都是那场误燃的爆炸案之后所引起的连锁反应罢了。
三
陶排长被击伤后负痛逃走就不说了。枪声一响，熊秉坤等人立刻赶到，于是便当机立断，宣布起义。在他的召集下，革命士兵迅速行动，督队官阮荣发、右队官黄坤荣和排长张文澜等人见势不妙，慌忙出营阻拦，士兵们嚷嚷道：“各位长官，跟我们一块革命罢，同去同去！”阮、黄等人还没有摸清形势，居然大声喝阻，可怜话还没有说完，枪弹已钻入他们胸膛。
于是士兵冲出营外，凡阻挡的一律请他吃枪子。
到了楚望台军械所那边，还有数十个旗兵拦阻，不料军械所里也有革命士兵，他们听到动静后，里应外合，一阵排枪便将旗兵们打得无影无踪。于是士兵们打开军械所，迅速分发武器弹药。当时赶到楚望台的革命士兵大约有400多人，由于熊秉坤军阶太低（相当于副班长），难以指挥服众，所幸他胸怀全局，欣然顺应了士兵要求，公推队官（相当于连长）吴兆麟来充当临时总指挥。吴兆麟原本是日知会会员，日知会被摧毁后便没有参加任何革命组织，但也算是老革命。而且，吴兆麟做事干练，有一定的指挥能力，他受命后一边加强楚望台一带的警戒，一边派人与城内外其他革命部队联系，以便统一行动。
夜渐深沉，但形势发展却向着革命党人的这一边发展。几乎在陶排长被挨一枪的同时，武昌城外的塘角也突然燃起了熊熊大火。原来，和熊秉坤等一样，驻守在城外塘角的混成协辎重营士兵也相约当晚发动起义。晚上七点后，革命士兵李鹏升等人用洋油灯点燃了堆积的马草，宣布起义。
熊熊的大火，清脆的枪声，驻守武昌的新军各兵营立刻沸腾了，革命士兵们纷纷冲出自己的营房，他们本能的向枪械所、炮台、制高点冲去。当时的19标（相当于团）、30标离最早发难的工程营最近，革命士兵分别由代表蔡济民、彭纪麟率领，直奔楚望台。临近的测绘学堂学员听到枪声后也迅速整队奔赴楚望台，加上驻扎左旗营房的第31标和第41标的部分士兵，楚望台已经成为当时革命的制高点。
在城外的塘角那边，大火燃起之后，辎重营、工程队和炮队11营的士兵纷纷响应，他们迅速进城攻占了凤凰山高地，而另外一些士兵则前往楚望台接应。同时，城南的南湖炮队第8标宣布起义，他们在工程营的接应下顺利进城，随即在楚望台和蛇山等高处布置炮阵。南湖炮队举义以后，附近的第32标和马队第8标也响应革命，他们也纷纷行动，汇集到楚望台、蛇山、凤凰山等地，集体行动。
四
新军士兵的起义可不同孙中山和黄兴那些人组织的会党及学生起事，他们都是军事专业人士，一旦动起来可就是非同小可了。当时陆续参加起义的革命军已经达到近四千人，而清军的兵力也不过五千人。更重要的是，革命军都集中了兵力，而真正和革命军对抗的只有守卫督署及其附近的第8镇司令部约两千清兵。因此，无论是人数上还是士气上，革命军都占据优势。
当晚十一点后，革命军在蛇山炮兵的有力支援下，向总督署连续发起了三次猛烈的进攻，终于在凌晨两点攻占了第8镇司令部。瑞澂见势不妙，慌忙带领卫队逃往江上的“楚豫”舰，而鄂军提督、第八镇统制张彪见大势已去，只得率领残兵败将撤往汉口刘家庙。
当清晨的第一缕阳光洒落在昔日威武的督署辕门时，这里已经成为了革命士兵的占领地。在这天上午，那位自诩“不动声色”的总督大人和“忠诚奋发”的统制大人早已逃之夭夭，而剩下的那些布政使、提法使、武昌知府等大小官员，都很面无表情的逃离了他们职守的衙门，并无一人反抗或者殉节——这对于大清王朝来说，是何等的悲凉。
当日上午十一点，在雄踞武昌城的蛇山之巅，飘起了一面红底十八星的大旗，它宣告了一个旧官府的死亡，也同时宣告了一个新政权的成立。
清初王应奎在《柳南随笔》中引其友人陈亦韩所作《别号舍文》一篇，颇能反映乡试贡院的号房格局和考生的复杂心情，文中描述了浙江乡试贡院的号房景象。在考生眼中，号房可分为四类：老号、底号、小号和席号。老号是最初修建的号舍，相对稍微宽敞一些，手脚和头颈还能伸展得开，但若抽到其他三号可就倒霉背运了。底号是每排最后一间，紧挨溷厕，臭气刺鼻，在这种环境下实在难以正常发挥。小号是后来扩建的，偷工减料，局促逼仄，除非是侏儒身材才能容身其间。至于席号，则是因考生增加而临时搭建的芦席棚子，难避风雨，且极易引发火灾。清代不少省城的贡院都有这种临时增设的席号。刘声木在《苌楚斋三笔》卷四中说：“江南乡试贡院地方宽阔，临时有芦席棚为号舍者。矮屋中本已备极艰苦，若芦席棚号，艰苦又加倍焉。”这种建筑材料和格局，是导致贡院火灾的主要原因。
一道闪电撕裂了天空，立即，炸雷隆隆。小沙弥们都闭上了耳朵，不禁口中念起佛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