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勇！冲向“桑吉”轮的逆行者！

董晓白/ 编辑

2018 年1 月6 日19 时51 分许，长江口外海域，巴拿马籍“桑吉”轮与中国香港籍散货船“长峰水晶”轮发生碰撞，“桑吉”轮随即起火燃烧并且持续剧烈燃爆，海面上火光、毒烟和油污四处弥漫。
桑吉轮上装载了13.6 万吨凝析油。凝析油也就是天然汽油，极其易燃易爆，燃烧之后还会分解产生一氧化氮、二氧化碳、硫氧化物等有毒的烟雾。
与以往那些海上事故不同，运载十几万吨凝析油的油轮起火爆燃，在世界海难救援史上没有先例，而且事故地点风大浪急，又远离海岸，怎么实施救援，是一个世界级的难题。

“遇到这样的事情，每个人都会救的。”

从撞船到“桑吉”轮沉没，这８天里究竟发生了些什么？ 整个事件还是要从2018 年1 月6 日的那个晚上说起。当晚，首先发现两艘商船碰撞起火的是正行驶在返港途中的中国渔船——浙岱渔03187 船的船员。
撞船事故发生以后，装载了13.6 万吨凝析油的“桑吉”号油轮发生剧烈燃烧，瞬间化为一片火海。中国海上搜救中心接到了求救信号。确定了撞船的位置后，中国派出包括专业救助船、海事执法船奔赴事故现场进行援救，同时协调过往商船以及周边的数艘中国籍渔船赶往现场参与搜救。
浙岱渔03187 船的船长郑磊说：“遇到这样的事情，每个人都会救的，只是我遇上了。”
在距离两艘相撞船舶不到一海里的海面上搜寻几圈后，渔民们发现并救起了“长峰水晶”轮全部21 名船员。但是“桑吉”轮因为正在猛烈燃烧，事故现场一片火海，烟雾浓重，并不断发生燃爆，渔船无法靠近。
2018 年1 月7 日凌晨4 时左右，第一艘专业的救助船 “东海救101”轮到达事故现场。
中国海上搜救中心指挥协调处处长王洪涌说：“船航行的速度是比较慢的，最快也就是15 节到20 节之间，救助船经过8 个小时赶到了现场，已经是比较快的了。”
到达现场后救援人员发现，此时的“桑吉”轮处于漂浮状态，船体倾斜，正在持续剧烈燃烧、火势凶猛，不时伴有燃爆。随后到达现场的“东海救117”船和“东海救101”船立即展开了搜救。
王洪涌说：“我们的专业救助船，都是多功能的。实际上，‘东海救101’第一时间到了现场之后，也曾经试图采取灭火行动，但是，因为现场条件确实非常恶劣，火势大，爆燃频率高。”此时，在上海海事局的指挥大厅里，消防、公安、油运公司组成的专家组，正在对火势的情况进行研判。
上海海事局副局长谢群威说：“当天（1 月7 日）的专家会开到了晚上，因为考虑到船上装的是凝析油，凝析油的性质是极易燃易爆的，燃烧也不稳定，同时含硫量高，现场会有大量的浓烟、毒气，对我们的灭火人员会造成非常不利的影响。”
中国的救援船舶和人员几次试图靠近“桑吉”轮，寻找生还者，但是因为“桑吉”轮不断发生燃爆，而且船体周围笼罩着浓烟和剧毒气体，几次尝试都没有成功。轻质油在这么短时间内，大量的燃烧过程当中，有可能全船都会爆炸。现场燃烧不充分的滚滚浓烟里面是含有硫化氢的，这对我们现场救援工作带来了巨大的挑战，让救援工作难以展开。稍有不慎，救援人员就会有生命危险。

“中国没有放弃！”

1 月8 日上午10 时左右“东海救117”轮在事发水域发现并打捞起1 具身着浸水保温服的人员遗体，初步判断为“桑吉”轮遇险船员。
交通运输部则继续全力组织我国的海事执法船、专业救助船、海警巡逻船和过往商船、渔船开展失联人员搜救工作。
 
尽管此时 “桑吉”轮船员生还的希望已经十分渺茫，但是抱着一线希望，现场的搜救工作始终没有停止。交通运输部又从山东、浙江等地调集大型船舶，并协调日、韩船舶开展海空立体扩大搜救，累计搜寻海域面积约8800 平方公里。
与此同时，国家海洋局海洋预报中心的工作人员也在实时监测事故海域的风、浪等海洋环境预报，等待选择合适的时间窗口开展登船救援工作。

“呼吸器报警意味着必须撤退！”

1 月13 日的上午8 时35 分，冒着难船随时可能爆炸的巨大风险，“深潜号”通过吊篮运送4 名搜救人员登上了“桑吉”轮。
登轮之后，上海打捞局救援队员徐军林、徐震涛、卢平、冯亚军在自身生命面临极大危险的情况下对“桑吉”轮驾驶台，以及失联人员可能存在的场所进行勘察。由于他们所携带的呼吸器工作时间有限，这决定他们的登船救援时间最长不能超过半小时。
“上船后的第一感觉，就是一片惨烈的景象，整个船全部烧得不像样了。” 徐军林说，登船第一判断首先自己找登船的点是相对安全的，当时测下登船的温度大概在30度左右，应该问题不大，下去了以后，大家就立即开始了搜索工作。
根据相关方面提供的信息，桑吉轮船尾的安全舱里可能有人。于是，搜救小队在登船第一时间直扑船尾。按照预设方案，从四人登船点到船尾，有两个通道可以过去。但现场他们发现，在船的右弦，滚滚浓烟从门缝处夺门而出，右侧甲板火势凶猛，根本无法进入。
徐军林说，船员平时生活的地方，装饰板全部被烧光，就像进了一个炉子，有的钢板都被烧弯，天花板都掉下来了。“于是我们就往其他通道走，另外一个通道是一个舱盖，我们找到那个舱盖以后把它打开，里面立即有浓烟溢出来，我们判定，这里面不可能再有生还者了。”
徐军林用手势告诉大家，不能耽搁时间，从左舷侧生活楼的舷梯继续搜索。而此刻，对讲机里传来指挥部保持队形和注意安全的指令。搜救小队沿左侧生活区外发烫的楼梯，逐层向上搜寻。“踏上第一台阶的时候，那个地方是一个救生艇的一个甲板，上去的时候就发现了两具伊朗船员遇难者的遗体。”
救援队随即通过对讲机向指挥部进行了汇报，并继续紧张地搜救。
由于船体右倾严重，救援队员们每前进一步都艰难万分。经过紧张的搜寻，徐军林和徐震涛两人先行登上驾驶台，并仔细观察驾驶台内部。
两人发现驾驶台内部已经全部烧毁并部分坍塌，并未发现遇难人员。而这时，预设好的救援时间已经所剩不多了。
队员们不得不抓紧时间完成最后一项重要的任务——带回黑匣子。但就在他们到达驾驶舱，准备获取黑匣子时，意外发生了。风向忽然转了。船上的浓烟从尾部上来了，直逼救援人员。这个烟温度很高。
天一变，“桑吉”轮又发生了新的爆炸。千钧一发之际，卢平和冯亚军两人直奔驾驶台顶部，毫不迟疑冲进浓浓烟雾，极速拉开保险，合力把船的黑匣子直接拽了下来，并迅速按原路撤离。
黑匣子取到后，距离撤退时间已所剩无几。4 名队员仍然在执着救援搜寻。这时，他们发现了船员的居住舱，整个舱室已经烧毁得非常厉害，整个旁边钢板全部都倒下来了。徐军林说：“我们想尽可能地去看看舱室里面什么状态，那个时候就进去的时候就感觉一股很大的热量进来，我们再一测，89 度，不行。”
风向瞬间调转，仿佛是一种提醒，此地不宜久留。事实上，找到黑匣子之后，他们的撤离时间就已经到了。准确地说，就在他们准备进行现场整理时，他们身上的呼吸器开始报警了。“呼吸器报警就意味着必须马上撤退，呼吸器气体容量已经很少了，很短的时间里面可能就没气了。”徐军林解释道，当时船上的空气是有污染的、有毒的，如果把面罩拿开，吸了这气体肯定也是会发生意外的。
时间在分秒地逼近，搜救小队小心翼翼地将两具遇难者遗体移至船尾，慢慢地抬进吊笼，9 时01 分，救援队弃船，护送两具遇难者遗体返回“深潜号”。
1 月14 日12 时30 分，“桑吉”轮突然猛烈燃烧，火焰最高达1000 米，船体开始下沉。16 时45 分，“桑吉”轮沉没。

伊朗劳工部感谢中国政府的努力

伊朗劳工部在1 月16 日举行的有关“桑吉”轮事故调查的发布会上，表示中国政府自始至终尽力施救，中国已经尽了最大的努力。
伊朗劳工部长阿里·拉比伊表示：“从救援行动中我了解到的是，即使是我们也未拥有中国在此次救援行动中所使用的那些设施和装备。
我和我的一些朋友说，我们也应该在自己的港口配备这些设施。我看到中国在那里迅速调遣了500 吨泡沫，即使是赶来救援的日本也说他们缺泡沫，需要从某些地方调来。”
1 月17 日，伊朗劳动、合作与社会福利部部长拉比伊向中国驻伊朗使馆发来感谢信，表示，伊朗国家油轮公司所有的“桑吉”号油船事故造成伊朗籍船员遇难令人遗憾，中方为搜救船员和扑灭火势作出了巨大努力，我作为伊朗总统代表和伊方“桑吉”号油船事故调查委员会主席，谨代表伊朗政府和人民，向中国政府和人民致以最诚挚的谢意，特别要感谢那些冒着巨大生命危险、不顾毒气和爆炸威胁尽全力参与救援的中方人员，中国政府和人民在事故中给予伊方的支持和人道主义援助将永远被全体伊朗人民铭记。

（本文图片来自资料库，请原作者与本刊联系以便领取稿酬。）

深思！船舶火灾扑救之难

董晓白/ 文

在解密黑匣子探究“桑吉”轮爆燃事故真相的同时，我们更应该想一想，为什么船舶火灾的救援总显得杯水车薪？船舶火灾逃生和扑救究竟应该怎么做才好？

船舶火灾有何特性？

近年来，随着航运业的发展，我国船舶火灾起数逐年上升，火灾损失也越来越大。船舶是水面上漂浮的建筑和经济实体，具有吨位高、载客（货）量大、航速快、续航时间长等优点。船舶的种类按用途分有运输、工程、渔业、海洋开发、港务、军舰船等。其中用途最广的运输船又分为：客货船、集装箱船、液化气船、客船等。
相较于其他火灾，船舶火灾具有货客载量大、燃油储量大、可燃物多、热传导性能强、结构复杂等特性，而这些特性决定了船舶火灾扑救难度大、损失大、影响大的特点。
普通货船的载重在1 万-2 万吨，散装货船载重在1 万-10 万吨，油船、液化石油船一般载重在1 万-20 万吨，最大为50 万吨。这次事故中的“桑吉”轮，就属于载重较大的油船。
在各种交通运输工具中，船舶的燃油储量最大。船舶燃油主要以汽油、柴油、重油为主，还包括辅机及其他机器设备的燃料，另外还有大量的润滑油。万吨级以上尤其是远洋船舶燃油储量是船舶载重量的10%。“桑吉”轮自身油箱约有近1000 吨的重型柴油，相当于一个小油库。
现代船舶供生活和工作使用的舱室内，其舱壁、甲板、天花板等采用胶合板、聚氯乙烯板、聚氨酯泡沫塑料、化学纤维等可燃材料，室内的一些家具、地毯、窗帘、床铺等也多为可燃材料制作，因而，火灾荷载相当大。
船体一般为钢板制造，其热传导性能比较强。起火5 分钟后，温度可上升到500-900 摄氏度，钢板被迅速加热，成为导热系数很大的物质，极易使相邻或靠近船体的可燃物质被引燃，从而扩大火势。
受船体大小的局限，船舶结构比较紧凑复杂。一艘万吨级货油船上有几十个不同用途的舱室和很多通风孔洞与楼梯，舱内通道和楼梯比较狭窄，大多数船舱门的出入口仅能容得1 人通过。船舶类型很多，结构各异，舱室和机器设备的分布也不同，火灾条件下，消防人员很难搞清船体情况。“比如说一些大油轮，楼梯都是直上直下的。而在军舰中，楼梯基本每一层都要绕个弯，不同的船种，架构的差异性是非常大的。”在中船重工第七〇四研究所任职多年的资深电气工程师董跃如是说。

为何船舶火灾扑救难度大？

船舶一旦着火，就像是一个在水上移动的高温火球。着火的船舱集高层（楼层）、地下、高温、有毒灭火环境为一体，具有化工、油罐（池）、仓库、住宅、人员密集场所火灾的难点，加之火灾扑救需在水上进行，往往让作战人员束手无策。
船舶火灾的扑救远比陆地火灾扑救要困难得多，尤其在海上航行中发生的火灾，不易得到其他船只的援救，即便是有邻船经过，由于风大浪急加上火焰的炙烤，很难靠拢协助灭火，充其量只能救助跳入海中的逃生人员。水上消防船（艇）难以及时到达实施有效协助，陆上的消防队更是无法及时赶赴增援。
“不了解情况的人，想想觉得很简单，船上着火不是可以直接用海水来灭吗？其实不然。‘桑吉’轮这种大型船只，即便不载油，自身携带的燃油都很多。燃油着火，油会浮在水面上燃烧，用水是无法解决问题的，只能用泡沫、粉末等灭火器材来灭火。”董跃表示，整个船体燃烧起来的“桑吉”轮，就好比一个着火的油品仓库，高温导致着火船上方气流紊乱，直升机无法靠近，无法在正上方定点洒泡沫或者粉末，只能在船只周边做一些侦察、救援工作。而高温下的钢铁容器就和铝制易拉罐一样脆弱，滚烫、易爆，救援人员登船灭火救人需要冒很大的风险。
“更何况，船只发生火情后，柴油机往往无法正常运作，整条船就像断了线的风筝一样在海上漂，移动的目标又给灭火救援工作火上浇油。”
此外，船舶空间狭小、通道狭窄、货物密集、人员难以疏散也是船舶火灾难以扑救的重要因素。在通道被阻断时，很难从几个方向接近火场施救；同时，由于火灾形成的浓烟和热辐射、热对流，也往往使扑救人员无法靠近；船上的灭火剂一旦施放完就无法补充，不像陆地可以得到各方面的支持；灭火时，大量的水灌进舱内，有可能导致船舶倾覆沉没等独特的不利因素，所以，船舶着火主要要依靠自身的灭火设施及经过培训的船员，当这些因素都无法发挥作用的时候，外围的力量只能是杯水车薪。

船舶火灾扑救要注意什么？

首先，要最大限度了解着火船只情况。指挥人员在接到火情后，要及时与报警人、海事部门联系，对着火船只的情况进行充分了解，到场后还要向海事、港务部门、着火船上人员，特别是船长、船副、轮机长了解着火船情况，为制定灭火决策提供可靠依据。要让船上的人员参与灭火行动，为消防人员现场指明情况。对船体、储油柜（舱）、液化气瓶等有爆炸危险性物体和引起爆炸的热源必须使其得到充分冷却，才能避免爆炸。
其次，不要盲目登船灭火。在扑救船舶火灾过程中，一定要做好火情侦察，在确定着火船只不会发生爆炸、倾斜、沉没等重大安全问题时，才能登船灭火。在船舶全面燃烧时，要在充分冷却降温，消灭外围火势，确定安全时才能登船灭火。在灭火救援的过程中，要时刻注意潮流风向。潮流对施救船只的影响很大，影响水枪、水炮射流的稳定和方向的控制，特别针对油船扑救，当发生溢油或船体破损时，火焰随着漂浮在水面的油品蔓延，一旦施救船只处在逆流方向就可能被卷入火中。风向对着火船的影响也很大，会加速蔓延，但也能减缓蔓延速度。所以，在扑救过程中，施救船只和进攻阵地要设在潮流流向的上方，上风方向、侧上风方向或侧向。
最后，要注意自我保护。扑救海上船舶火灾时，对消防人员必须加强个人防护，要穿着救生衣，鞋子上绑上布条或细麻绳等措施进行防滑处理，在施救船上，操枪、操炮人员要系上安全绳。在登船和跨船施救时，一定要注意船舶的移动，以免踏空和被船舶移动挤压。内攻人员个人防护装备要穿戴齐全，扑救过程中要注意观察烟雾的变化，发现烟雾升腾转急或火焰变色，就有可能是爆炸前的征兆，应立即撤离或找掩体躲避。进入机舱、底舱的消防人员应有船上熟悉情况的人员陪同，前进时采取前脚虚后脚实试探方式，与外保持好通信联络，确定好撤退信号和方式。
此外，救援过程中要加强应急联动。要与海事、港务等相关部门和社会单位建立联动机制，一旦发生船舶火灾事故，确保信息互通，部队灭火力量和装备物质及时有效调运火灾现场，以及其他力量共同参与灭火救援。同时，要制定完善的船舶火灾扑救预案，并经常性开展实战演练。

警钟！油污范围超300平方公里

董晓白/ 编辑

1 月14 日，“桑吉”轮沉没之日。
浑身火焰的“桑吉”轮像是走向末路的恶魔，被大海吞没了。海监数据显示，13 时许，“桑吉”轮爆燃后大范围起火，火焰高达200 米以上，船体开始下沉。15 时许，“桑吉”轮沉没，大量油污在周边海面燃烧，数据显示，这条油污带长约10 公里、宽约1 公里。
那么，这艘曾装载约13.6 万吨凝析油的沉船怎样了？事发海域污染情况又如何？后续事宜又将如何处理？随着“桑吉”轮的沉没，舆论开始关注相关清污工作以及事故调查问题。
我国交通部持续协调力量开展海上防污清污行动，协调海洋气象部门对溢油漂移情况和现场天气海况进行预测，并根据油污分布及漂移情况，使用消油剂、围油栏、吸油毡以及喷洒消防水等方式进行回收。截至1 月30 日，累计使用消油剂42.5 吨、吸油拖栏768 米、吸油毡440 公斤，累计出动船艇134 艘次，清污面积约225.8 平方公里。

沉后燃烧19 小时　油污不断扩散

1 月15 日，“桑吉”轮沉没第二天。6 时30 分，黎明之际的东海海面，却依然火光可见，沉船所处海面还在燃烧。虽然火势逐渐变弱，但直到10 时，海面大火才得以熄灭。
这个时间意味着什么？ 14 日15 时许“桑吉”轮沉没，15 日10时海面大火才熄灭。这两组时间证明——“桑吉”轮沉没后，海面大火依然烧了约19 小时。早上7 时，距沉船西南7.2 公里处，一条长约14.8 公里，宽约1.8-7.4 公里的油污带被发现。10 时至12 时，再次发现由沉船位置向东延伸油污带，长约18.2 公里，宽约1.8-7.4 公里。13 时许，海监飞机发现由沉船位置向北延伸的发亮、边缘区域呈暗色的油污带，半径约5 公里。
1 月16 日，沉船第三天。除了海警2901、2146 继续坚守，海警2307、2501、2305 船编队和向阳红19 船也已抵达。9 时，距沉船位置北侧2 公里处发现长约9 公里，宽50-500 米的油污带，呈西北、东南走向。
10 时，距沉船位置西北侧19 公里处发现东西走向，长约6 公里，宽约1 公里的油污带。卫星数据解译发现，16 日图像覆盖海域监测到条带状油污分布区，油污集中区面积约69 平方公里，另有约40 平方公里有零星油污分布。数据还在变化……
1 月17 日，沉船第四天。油污带依然多次被发现，面积也不断在变化。7 时，距沉船点北方约11 公里处发现长约18 公里、宽300 米的油污带；11 时，距沉船西南方向2 公里处发现长约20 公里、宽约500 米的油污带，距沉船东南方向20 公里处发现长约9 公里、宽约1 公里的油污带。卫星数据则表明，4 处扩散状溢油带总面积约101 平方公里，其中最大溢油带约48 平方公里，也是“桑吉”轮沉没后，卫星数据首次以百平方公里量级来披露。
1 月18 日，沉船第五天，突发情况出现——6 时，距沉船点东侧2.5 公里处发现持续冒油，疑似有燃料油泄漏。11 时许，距沉船点西侧约4 公里处，一条长约13 公里、宽1 公里的油污带被发现。距沉船点东北方4 公里处还发现长约20 公里、宽4公里的彩虹色油污带，并伴有明显柴油味。
15 时许，距沉船东北方4 公里处发现长约10 公里、宽约6.5 公里呈彩虹色和银白色的油污带。但卫星数据解译认为，溢油区较17 日已减少。当日监测到的3 处条块状溢油分布区总面积约20.7 平方公里。

清污工全面开启　打捞沉船为最佳方案

1 月19 日，沉船第六天。监测在继续。海面上，海警2901、2502、2149 及向阳红06、19 船在坚守；天空中，还有海监3837。卫星监测到的4 处条块状溢油分布区，总面积约260 平方公里。面积最大约164 平方公里。
1 月20 日，沉船第七天。依然是清晨6 时，在沉船点东南方约5 公里，一条长约4 公里、宽约400 米的黑褐色及银白色油污带被发现。而在沉船点西北方，也多次发现油污带。3 处条块状溢油分布区总面积约199.6 平方公里。最大分布区约164.2平方公里。
1 月21 日，沉船第八天。卫星数据显示3 处条块状溢油分布区，总面积约332平方公里，最大溢油分布区约328 平方公里。332 平方公里是何概念？沉船次日卫星数据显示——沉船海域有长约12 公里、宽约9 公里的油污带，面积约58 平方公里。
一周时间，从58 平方公里到332 平方公里，从油污带到条块状溢油分布区。范围扩大了近6 倍。海洋局生态环保司副司长霍传林表示，“桑吉”轮沉没后，现场和附近海域多次出现不同规模、不同性质油污带。
他同时透露，船虽已沉没，但发现有油渗出，还有部分残留燃料油。此外，油受风、海流影响，有一个飘散漂移过程。
1 月26 日下午至27 日上午，国家海洋局船舶继续在现场开展监视监测。27 日8 时，在沉船点东南1 公里处发现长、宽均约2400 米的银白色油膜。国家海洋局工作人员在沉船点周边海域继续开展现场监测，共采集了17 个站位的水样。监测结果显示：海水中石油类物质浓度均符合第一类标准。
据了解， 13.6 万吨凝析油，相当于1400 个一级加油站的存量，浮在海上处于燃烧状态，势必会造成一定程度的污染。“本次事故除了船上载的凝析油，还有约1900 吨的船用燃料油。事故中燃烧产生的废气，相当于我国年汽车尾气总量的千分之一，由于集中于事故区域，危害性肯定是有的。”常州大学石油工程学院黄维秋教授表示，对于此类的泄漏事件，要采用多种方法的混合处理。有一些微孔结构丰富、表面积大、密度比水小的高性能吸附材料，可用来吸附回收泄漏的凝析油。还有一种高分子的分散剂，像家用洗洁精一样，散撒到浮油表面，可对浮油进行分解。也有一些机械式油水分离装置，但对于这种大面积污水处理，难度较大。
交通部应急办主任智广路表示，船还沉在这个地方，还不断有油污泄漏。除了安排力量清除已发现水面油污，同时也在考虑如何处理沉船。根据专家意见，做好后续清污和搜寻工作最有效的办法是对沉船进行打捞。“如果从根本上消除污染源，就需打捞。但根据国际公约和国际法，对沉船打捞还要听取船东意见。”
此外，从实际情况看，打捞也面临很大风险和困难。比如船上存有的残留凝析油可能再次燃爆、船舶沉没水域水深115 米、船体庞大等。据悉，上海打捞局已安排多种水下设备赶赴沉船水域勘测，其中包括两套遥控无人潜水器（RV），它将用于水下沉船的外部摄像。

持续关注　尚未发现实质性影响

“桑吉”轮沉没后水质监测数据显示：站位水样采集量从沉船次日的7 个，最高增至31 个。“劣四类海水水质”“超过第四类海水水质标准限值”等表述，也出现在数据中。
沉船次日，海洋局人员共采集7 个站位水样。部分站位发现油污带、油膜，个别站位石油类物质浓度达1261μg/L，为劣四类海水水质。16 日，站位水样采集量剧增到31 个。部分站位发现黑色油污带，并伴有浓重油污味。石油类物质浓度高值997.5μg/L，超过第四类海水水质标准限值。2 个站位的石油类物质浓度超过三类标准，13 个站位的石油类物质浓度超一类标准。之后的17 日、18 日、19 日，三天间的数据变化不大。
但相对这些数据，公众更关心事发海域生态是否被破坏？附近渔业是否受到影响？
对此，国家海洋局生态环保司副司长霍传林表示，油船所载凝析油主要是短链烃类混合物，并含少量二氧化碳。在风驱动下有扩散可能，但爆炸点离岸较远。根据监测，在近岸海域还没发现油污现象或污染情况。环保部门在沿海地区，比如浙江、上海也开展了大气环境影响监测，目前未发现产生影响。
1 月20 日，事发水域采集的站位水样重新升至30 个。结果显示，油膜区4 个站位的石油类物质浓度超过第三类海水水质标准、8 个站位超过第四类海水水质标准，另有5 个站位的石油类物质浓度超二类标准。21 日，采集16 个站位水样，2 个站位石油类物质浓度超二类标准。
关于对生态的影响，霍传林表示，生态损害评估等工作已开始准备。他同时透露，油污里一些有害成分，可能对环境包括沉积环境产生影响。如果沉降海底，对沉积物包括底栖生物也可能产生影响。
但影响究竟如何，需结合调查数据，尤其是生物质量方面的监测研判。
每发生一次这样的事故，就是一次生态的灾难。1989 年3 月，美国“瓦尔德斯”油轮在阿拉斯加州威廉王子湾搁浅，泄漏5 万吨原油，造成了沿海1600 公里区域受到污染，当地鲑鱼和鲱鱼近于灭绝，至少25 万只水鸟死亡。2010 年4 月，“深水地平线”钻井平台发生爆炸并沉没，约43.2 万吨原油流入墨西哥湾，大量海鸟、海龟等动物被粘稠的原油包裹杀死。
唯一庆幸的是，“桑吉”轮装载的是凝析油，不是原油。
原油是各种分子量烷烃的大杂烩，平均碳数在25 左右，相当于液固混合物，因此呈现出深褐色、黏稠的流体。而凝析油是天然气田中伴生的低碳烷烃，从根本上说，凝析油就是天然汽油，是指从凝析气田或者油田伴生天然气凝析出来的液相组分。它比汽油更轻，有挥发性，且挥发后会对大气造成一定的污染，对人体有毒，还容易爆炸。但大规模的燃烧爆炸也有好处，会减轻海洋污染。
汽油倒进大海里，会浮在海面上，随浪漂荡，很快挥发，消失不见。而分子量大、性质接近于重油的原油，自然是黏度高，难分解，会粘在海洋生物身上，给它们带去危害。
虽然说“桑吉”轮沉没目前并没有产生实质性的影响，但是这确实是中国近年来最严重的海洋生态灾难之一。其对于海洋生态的影响，将需要长期的跟踪采样和分析，需及时做好事发海域生态环境影响评估。由衷希望事故可以得到有效控制，亦希望船舶行业可以引以为戒，防患于未然，避免悲剧的再次发生。

冬季怎么过

每到冬季，不由自主地会想起一首老歌：“冬季怎么过，在心里生把火”。
还好，这把火是生在心里，不是在身外。
北半球的冬季风干物燥，是一年中最易发生火灾的时节。这段时期，在中国，又是元旦、春节、元宵等一系列节日和民俗活动扎堆的日子。烟花爆竹，在历史长河中绵延了两千多年，如今却越来越与现代都市生活隔膜起来，成为冬季最易引发火灾的危险物品。高层大楼，又随着超大型城市的发展，如雨后春笋般拔地而起，成为冬季最易发生火灾的危险地带。老龄化问题，让每个城市都必须负担起前所未有的巨量老人，这些老人更易受到火灾的伤害，他们往往因为防灾意识不够和生理反应迟缓而加大了火灾危险性。如何安全过冬，不仅是他们的愿望，也是我们的思考，更要化为大家的行动。
所以，让我们在心里生起关爱之火，去扑灭身外的危险之火吧！

禁燃令 ，打造“无声胜有声”的上海腔调

谭　婧/ 文　吴佳伟/ 图

转眼又是一年。每到这时候，一个绕不开的话题就是烟花爆竹。在漫长的时光流淌中，烟花爆竹早已与国人的新春记忆缠绕相融：这里有驱赶“年”兽的民间传说，有记录“爆竹声中一岁除”的优美古诗，有硫烟味与红色纸屑编织的“年味儿”……用烟花爆竹寄托辞旧迎新的希冀是中国人过年的传统习俗，也是年味和喜庆的一种表达。
但是，烟花爆竹在给人们带来欢笑和喜悦的同时，也显现出一些负面效应和隐患，比如频频引发的安全事故以及污染、噪声等弊端。国家安监总局统计数据显示，2006 年至2015 年10 月，全国烟花爆竹仅在生产环节就发生97 起事故，死亡187 人。每年春节期间，全国因燃放烟花爆竹引发的火灾事故数量更是占同期火情总数的40% 以上。尤其在上海，随着经济社会快速发展、城市规模日益扩大、人口密度不断上升，城市安全形势愈加严峻，终于烟花爆竹“禁燃令”应运而生——《上海市烟花爆竹安全管理条例》，明确规定从2016 年1月1 日起，上海外环线内全面禁止燃放烟花爆竹。
实施两年多来，上海两度实现春节期间外环以内和规定区域基本“零燃放”的奇迹，一个更加安全的社会环境，正在“禁燃令”的演绎中加速成型。2017 年金秋十月，中国共产党召开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将“树立安全发展理念，弘扬生命至上、安全第一的思想”镌刻在党的历史坐标上；2017 年年末，新一年的上海烟花爆竹安全管控工作目标又已然确定。伫立在这个辞旧迎新的时间节点，回首上海禁燃工作的历程，是对烟花爆竹管控工作初心的不忘，更是对健全城市公共安全体系使命的牢记。

立法的步调：从内环走到外环

从依法治国到依法治火，法治建设在治理城市风险中扮演着极其重要的角色，对推动消防事业科学发展、维护公共安全有着重要的意义。当2015 年底新修订的《上海市烟花爆竹安全管理条例》一经发布，便迅速被网友冠以申城“史上最严禁燃令”的称号。翻开上海烟花爆竹的治理历程可以发现，这个称号可谓“当之无愧”。
上海最早的“禁燃令”诞生于19 世纪的租界区域。
改革开放后，因为劣质烟花爆竹带来的爆炸危险和燃放时的空气污染，部分上海市民发出禁止燃放烟花爆竹的呼声。经过了一系列走访、讨论、调研、审议的曲折过程，上海在1994 年出台了首部《上海市烟花爆竹安全管理条例》。作为一部上海地方性法规，条例规定内环线内和部分规定场所禁放烟花爆竹，遇到重大节日和活动，经市政府批准可以在规定的时间和地点内燃放。1997 年，条例又根据实施情况进行修订并长期沿用，对维护上海城市公共安全和民众生命财产安全起到了重要作用。
随着全国对烟花爆竹管理工作的重视和细化，出台较早的上海旧版“禁燃令”慢慢跟不上2006 年国务院《烟花爆竹安全管理条例》的步伐，很多细节上出现了不统一。再加上与现代生活方式的冲突，禁燃与节日民俗碰撞中的“辩证题”到了必须解答的时候。为此，上海市政府广泛征求社会各界意见，并自2014 年3 月启动该立法修订项目，经过近两年的打磨修改，新修订的《上海市烟花爆竹安全管理条例》于2015 年12 月30 日经人大常委会表决通过，并于2016 年1 月1 日起正式施行。
以往“禁燃令”的实施范围都在市中心或中心城区范围，新版“禁燃令”将烟花爆竹的禁放范围进一步扩大，首次明确在外环线以内禁止销售和燃放烟花爆竹，并细化了各部门职责、违法行为的具体处罚等。可以说，这是实施空间、对象和处罚范围上“最严”的体现，也是法律框架下降低城市安全风险的保障。据此，“外环线内全面禁售、禁放、禁运、禁存烟花爆竹”成为常态化管理制度，烟花爆竹管控有法可依、有规可循。
伴着“静悄悄”的春节来到“禁燃”第三年，2018年元旦春节期间烟花爆竹禁放区域比以往要更多更严，其中除了按照上海地方立法规定外环线以内禁止燃放烟花爆竹之外，外环线之外各区在2017 年划定的禁放范围基础上，还增加了“使用易燃可燃外墙保温材料的高层建筑、耐火等级较低的建筑物”作为禁放场所。
矫健的法治步调，为烟花爆竹管控乃至公安消防工作的开展提供了有力的法律保障。不仅如此，在烟花爆竹立法上取得的进步，也推动了上海控烟、养犬等其他社会行为立法的纵深发展，让更多社会安全领域的立法纳入法治轨道。

宣传的格调：高大上与接地气无缝对接

社会安全，预防为主，宣传先行。长期以来，除国务院《条例》和上海市《条例》规定的禁放场所和区域外，上海对春节期间烟花爆竹的燃放都是按路段、区域及禁放时间来公布的，并以当年的实际情况调整、新增禁放区域和时间，于春节前半个月左右通过各方媒体发布。
虽然这个时期的范围和时间有限，但“禁燃”的概念已深入市民的生活点滴，给下一步禁燃范围的扩大奠定了群众基础。
但对城市管理者来说，如何贯彻“禁燃令”实施仍是一项挑战。这是因为，其实自2015 年12 月30 日《条例》正式表决通过时，距离“禁燃令”真正开始执行的时间点已不足48 小时。在上海市委宣传部的直接协调下，公共传播和民间传播结合得相得益彰：线上，电视、报刊等传统媒体和微信、微博等新兴媒介以及公交、地铁户外媒介等平台，按照解读禁燃新规、曝光反面典型、直播管控动态等阶段性策略，形成立体全覆盖攻势；线下，居（村）委干部、公安消防和平安志愿者以走街串巷、挨家挨户告知等接地气的方法，逐户签订发放承诺书，引导上海市民不再向鞭炮要年味，努力营造清新干净的平安年。
第一关过得漂亮。进入第二个“禁燃”春节，宣传的压力并不比第一年轻。为了让市民耳目一新，一个“用歌声代替鞭炮声”的想法冒了出来。“春节到了，我不放不放啦，环保又安全，不放不放不放啦……”2017年春节，一首由民警自行策划制作的“禁燃神曲”《不放不放》刷爆网络，魔性的旋律配上朗朗上口的歌词，再加上上海著名网红合唱团“彩虹室内乐团”的助阵，让不少市民大呼“洗脑”，这正是“禁燃”宣传期望达到的效果。
当时间飞快地走向第三个“禁燃”春节，动态、静态等越来越多丰富的宣传形式向整个上海宣传着禁燃的理念和政策。自2018 年元旦开始，由上海市消防局和上海电视台、各区消防支队等单位共同策划并制作的一系列烟花爆竹禁燃禁放公益短片在互联网、电视和户外媒介平台上滚动播出，有的打出一张家庭安全的温馨牌，有的走起了呆萌可爱的卡通路线，也有的提炼出关键要点做成场景动画……有趣的情节和动态的画面引人入胜，笑声中也传递了“禁燃”的理念。
独特的宣传格调，通过社区和载体的全覆盖，增强了禁燃的影响力和渗透力，更把握住禁燃禁放的话语权。
正是强大的宣传与管控同步推进，这场“禁燃”行动才能既有科学举措的探索，又不失有社会共治的考量。

管控的基调：警民协作同守“沪”

回看涉及千家万户的“禁燃令”不难发现，从过去“有限禁放”到如今外环内“全面禁放”的重大跨越，不仅需要从宣传工作中启发市民的自觉自律，也需要社会各界在管控行动中形成安全共识。禁燃禁放的目标和效果能立竿见影，离不开市委市政府坚强有力的领导和安保部门枕戈待旦的坚守。

“零点行动”是上海消防每年岁末安保工作的一项常态，夜查时间自平安夜起一直持续到了元旦。由于元旦和春节是烟花爆竹安全事故的易发期，在“有限禁放”的那些年，烟花爆竹管控一直是“零点行动”关注的重头戏。“禁燃令”实施后，面对烟花爆竹的管控进一步收紧，市委、市政府各级领导深入一线部署、坐镇指挥现场、视频调度管控，各部门则通过联席会议平台形成烟花爆竹安全监管各司其职、齐抓共管的合力。2018年元旦期间，在各级领导的深刻重视和靠前督战下，各区政府、各级公安机关、相关职能部门、乡镇、街道共派出8256 个检查小组，对人员密集场所、大型群众性活动场所以及烟花爆竹禁燃禁放区域开展夜查，督改火灾隐患2.88 万余处，并依托三大运营商向全网用户发
送烟花爆竹宣传提示短信3500 余万条。
但到了岁末年初，总有不法分子铤而走险，试图把烟花爆竹藏在家里，寻找时机售卖牟利。2017 年年末的短短7 天时间内，公安部门就分别在奉贤、嘉定、宝山等地查获非法储存烟花爆竹共计298 箱。2018 年春节，上海300 余个派出所与20 个公安消防支队将进一步强化排查收缴，组成41 个联合行动组，在32 个市境出入道口、无名小道以及以往违法贩运行为较突出的省级接壤道路设卡盘查。对于交通枢纽和重要站点，公安部门则严格落实“进站安检、到站安检、民警巡检”制度。
为了最大限度保卫禁放区域的安全，针对以往烟花爆竹燃放的高峰时段，2018 年的禁燃工作更加注重加强重点日的管控。比如在2 月14 日（小年夜）至3 月2 日（元宵节）期间，上海公安消防部门将提升勤务等级，重点聚焦除夕、年初四和元宵节等时段，在社区和街面投放足够的警力。同时，2018 年春节的大街小巷将继续活跃着两支可爱的守“沪”队伍：一支是坚守一线执勤和驻防的公安民警、消防官兵等，另一支是由居委干部、楼组长、保安员等组成的平安志愿者。短短三年，这个群体数量从30 万直逼40 万，他们放弃与家人团聚，巡防在寒冬里的白天与夜晚，以自己的付出默默保护着申城的安宁。
最严的管控基调，确保烟花爆竹安全管控无死角、无盲区、无遗漏。公安、消防和平安志愿者轰轰烈烈的紧密携手、全力付出，以众人之力的叠加守住了城市的安全底线，更为构建平安上海打造“党委领导、政府主导、社会协同、市民参与”的立体化防控体系。

燃放的笔调：零容忍与全覆盖

早在2014 年上海“两会”期间，138 位人大代表就曾联名倡议“春节期间市民少放不放烟花爆竹”。
2015 年上海市十四届人大三次会议上，58 位代表再度提出议案，建议用更严立法管控烟花爆竹燃放。“禁燃令”出台后，对于烟花爆竹的管控工作，一切举措最终都要落实到“外环内零燃放”的目标上。

少放甚至不放，不仅是人大代表的倡议，也是广大市民的心声。一份来自市统计局社情民意调查中心出具的专项调查显示，89% 的市民支持在外环线以内和重点防控区域禁止燃放烟花爆竹，仅有8.4% 的市民选择不支持, 另有2.2% 表示无所谓。群众的支持是管控成功的最大支撑和力量源泉，在人大代表的公开呼吁下，2014 年大年初五当日申城共清除烟花爆竹垃圾800 余吨，较前一年同期减200 多吨。到了“禁燃令”实施第二年，经过公安民警、平安志愿者、各级政府部门和全体市民的共同努力，2017 年年初四夜间至初五凌晨，申城共清除烟花爆竹垃圾4.35 吨，与2016 年同期的清运量相比降幅达到84.56%，外环线内未清扫出明显烟花爆竹垃圾。根据计划，2018 年上海全年采购、销售
的烟花爆竹仅为2700 箱，清运量也将更让人期待。
这些成果离不开民众思想观念的转变，也离不开烟花爆竹管控者的有力执法。就在2016 年元旦“禁燃令”刚刚实施后的1 分31 秒，上海警方就开出“禁燃令”正式实施后的首张罚单：嘉定一男子在外环线内一家商务广场燃放组合型高升烟花，嘉定警方到达现场时发现，该男子已燃放了3 个礼花盒，还剩下2 串一千响的鞭炮和3 个礼花没来得及放。一番紧急劝阻后，警方对其处以100 元罚款。
考虑到一些市民抱着“大不了只是罚点钱”的侥幸心态，公安部门对于违法燃放且执意不听劝阻的行为，并不是一罚了事。看似只是百元罚款，但其属性为行政处罚，违法当事人需要前往派出所配合警方做笔录，一来一回可能需要数小时。更重要的是，根据上海市政府规章《上海市行政处罚案件信息主动公开办法》和《上海市公共信用信息归集和使用管理办法》的有关规定，公安机关对非法燃放烟花爆竹的行为人处以罚款后，将依法在7 个工作日内于上海市公安局网站上公开该处罚结果，并纳入个人征信系统。随着社会信用体系的健全和完善，被行政处罚的负面评价将会对公民生活产生一定程度的影响。
坚定的禁燃笔调，做的是规矩，养的是习惯。在“零容忍全覆盖”的原则之下，打击违规燃放的举措并不会因春节的结束而告一段落，公安机关坚持与群众路线相结合，以多警种联动确保严控燃放的即时性和准确性。
因为“禁燃令”实施当天就反复强调“全天无休”，四个字看上去简单，责任和意义却很重大。

销售的韵调：数额上一减再减

除了现场执法，管控源头在禁燃时代更为重要。管好了燃放，烟花爆竹的买卖环节也不能遗忘。2014 年，上海曾发出烟花爆竹销售许可证1400 张，2015 年许可证的数量降到697 张，2016 年这一数字再度锐减至87张，实际在售的销售点只有66 个。到了2017 年，这个数字缩减为7 张，且全部位于宝山、嘉定、松江、金山、青浦、奉贤、崇明等郊区。2018 年，上海市场投放总量和销售布点均不会高于2017 年，且合法销售的仅限于鞭炮和高升，没有烟花。
不但数量少，许可证的发放条件也十分严格，除不得与居民居住场所设置在同一建筑物内以外，还必须投保公共营业场所火灾公众责任险。为保证操作规范，每个销售经营点必须配备不少于三位持消防培训合格证书上岗的工作人员，这无形中提高了经营烟花爆竹的门槛，加强了烟花爆竹的源头管控。
与此同时，销售过程也被严格监控，民警、消防警官和志愿者每天在持证销售点巡查，并试行“一日三查”和视频监控等措施。同时，购买烟花爆竹采用实名制，不光要出示购买人的身份证，还要填写购买者的姓名、身份证号、住址、联系电话以及购买的烟花爆竹类型等信息。2018 年起，实名购买原则也更加严格，原则上只有持外环外身份证的市民才能购买，如有人户分离情况，将按要求提供实际居住地证明，同时户籍所在地和居住地所属社区民警将会立即上门核查情况，确保不发生烟花爆竹流入禁燃区。
“禁燃令”已日渐成熟，上海依然没有放松严查力度。就在2017 年12 月19 日夜里，上海警方在上海环城高速浏翔出口处附近截停一辆厢式货车，查获烟花爆竹293 箱，两名嫌疑人也因涉嫌非法经营罪被刑事拘留。
2018 年1 月3 日晚，在闵行东华美路一停车场内，又有一辆灰色面包车进入侦查员的视线。通过连日来的侦查排摸，警方确认一场烟花爆竹交易将在当晚进行，于是提早安排人员在伏击点冒雨守候。只见灰色面包车进入视线后，又开到一个仓库门口开始搬卸货物，经辨认此货物正是烟花爆竹。侦查员迅速展开行动，当场将两名违法人员抓获，并现场收缴烟花爆竹28 箱。
在各方努力下，短短几年时间烟花爆竹销售额的下降，可能是显示“禁燃令”成效最直观的晴雨表了：2013 年上海全年烟花爆竹销售额为9000 多万元，2014 年则为7000 多万元，2015 年是3000 多万元，2016 年直接降至几百万元……感受到上海“禁放”之严，也难怪有市民感慨：“现在烟花爆竹是想买都困难！”即便是买到了，买的时候要实名登记，回家以后还有民警核实走访，想偷拿到“禁燃”区域去放几乎是不可能的。
稳步收紧的销售步调，将源头管控作为“禁燃令”实施的抓手，贴身落实堵疏结合、控制源头的思路。如果说，严格限制烟花爆竹销售点和销售量是一种有形的管制，那逐步培养市民建立主动不买的自觉性，则是另一种不可或缺的无形节制。

回收的情调：温情与严格的统一

“禁燃令”对现实生活的穿透力，不仅表现在数据上，更表现在对传统习惯的颠覆上。2015 年年末，上海市民邱阿姨早早买好了价值3000 多元的烟花爆竹，准备儿子结婚时好好热闹一番，谁料元旦时出台了禁燃新规。纠结了好一阵子，邱阿姨最终下定决心，把烟花爆竹送到了属地派出所，派出所给邱阿姨送上一对公安小熊和一份电子烟花，为她即将举办婚礼的儿子送上祝福。
这只是公安消防部门在回收烟花爆竹工作中的缩影，却给严肃的禁燃执法增添了几分温情。考虑到上海全面实行“禁燃令”的时间不久，一些居民家中可能还存有结婚宴请等活动剩余的烟花爆竹，因此在查处违法行为的同时，上海公安消防部门采取“烟花爆竹换礼品”或提供烟花爆竹替代品等形式，呼吁禁放区内的企业、单位和市民，主动将历年剩余的烟花爆竹上交给地区派出所、消防部门或者社区居委。
另一方面，公安消防部门加强了烟花爆竹的主动回收，在禁燃区域内按照“便民、就近”原则设置了春节期间的临时回收点和全年的长期回收点。除了固定的回收点，公安消防部门把搭载了简易舞台、全彩显示屏的消防宣传车开进社区作为流动回收站，在走街串巷的过程中边宣传边回收，并向主动上交的居民赠送公安小熊、公安形象书签等小礼品。

随着禁燃禁放的深入开展，越来越多的市民用行动表示了支持。2017 年12 月26 日下午，家住长宁愚园路的朱阿姨来到派出所上交数个高升烟花爆竹。原来，这些烟花爆竹是两年多前外地亲戚拿来给她祝寿时没用完的，禁燃新规出台后便一直堆放在角落里。恰巧这几天打扫卫生又翻出来，于是赶忙将这些烟花爆竹交到派出所。
虽然销售数额逐年减少，但查禁力度却丝毫没有放松。随着各方管控的同时发力，一些非法存储、销售烟花爆竹的行为也越来越隐蔽。2017 年12 月26 日，青浦警方在烟花爆竹管控行动中就抓获一名非法储存烟花爆竹的“老面孔”，在其家中收缴7 箱各类爆竹。
原来，此人去年就因非法储存烟花爆竹被警方拘留过。
没想到，不到一年他又妄想“重操旧业”，结果因涉嫌非法储存危险物质再次被依法行政拘留。官方数据显示，仅2017 年12 月上海就查处各类涉非法烟花爆竹案件17 起，其中运输2 起、经营7 起、储存8 起，刑事拘留6 人，行政拘留4 人，罚款9 万元，收缴非法烟花爆竹1034 箱。
温柔和严肃并存的收缴情调，使广大市民不仅成为移风易俗的拥护者，还是群防群治的参与者，更是安全整洁环境的受益者。在执法布局与执法过程中，在兼顾堵源截流与末端查处中，在党委、政府、社会单位、市民群众共治共享中，禁燃的观念已深入人心。
2018 年的上海将继续固化烟花爆竹安全管控工作经验，打造“目标不变、标准不变、措施不变”，做到禁放区域“零燃放”、烟花爆竹引发“零火灾”，全力确保城市公共安全。
从严格的立法论证，到高效的执法落地，“禁燃令”带给上海的不仅是锐减的鞭炮碎屑和安全的社会环境，还有对未来城市公共管理的启发。当文明、健康与安全的生存发展理念占了首位，社会治理和基层建设城市也正走向新的探索。少了耳畔“爆竹声声辞旧岁”的喧嚣，多了“此时无声胜有声”的腔调，上海的春节安宁又美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