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有一天，我会化烟，烟气腾空……”
——诗人郭小川之死
张晓虹/编辑
1976年的十月金秋，是新中国历史上的一个春天：历时十年“文化大革命”的漫长严冬终于过去，人民、祖国迎来了精神解放的春天。
然而，对于郭小川的儿子郭小林来说，这个秋天却不啻严冬，因为他的父亲倒下了，倒在春天即将到来的门槛上……
噩耗、噩耗……
1976年10月18日下午，郭小林正无所事事地在林县县城东边一处平房里与人闲坐。县委组织部的吕章福突然找来，面无表情地说：“你爸有事找你，你跟郭小林走吧。”郭小林跟着他出门，朝县城东侧的马路走去。没走几步就看见路边停着一辆北京吉普，郭小林心里说，他爸从来不摆谱，怎么还派车来接他？
郭小林随老吕上了车，一路往安阳疾驰，车后扬起长长的尘烟。郭小林提出心中的疑问：“我爸找我啥事？”老吕头也不回地说：“到那儿就知道了。”郭小林暗中猜想，会不会是父亲的工作有了重要变动？才这么高调地行事……
车子很快到达安阳，径直驶进了一处有红砖楼房的大院，后来得知是地委大院。下了车就见正在新乡师范学院读书的妹妹小惠已站在那里（郭小林母亲、大妹是第二天分别从北京和林县胡家庄赶来的）。郭小林诧异地问：你怎么也来了？她说是接到县里通知从新乡赶来的。说话间，老吕和车子就不见了，大概返回林县了。郭小林环顾四周，空旷的院子里没有一个人影，异常安静。三层的红砖楼房爬满常春藤。正狐疑着，有人从红砖楼房出来，招呼他们进楼去，让郭小林一群人站在走廊里等着。
这一等，就等了一个多小时。由于心里悬着，时间显得格外漫长。昏暗的走廊里无人走动，天色渐渐暗下来了，唯有一间屋开了灯。大概到了五点多钟，才出来一个人，叫郭小林他们进入那间开灯的办公室，又让他们等着，自己进入左侧的里间去了。郭小林他们站在那里不知到底有什么事。看看办公桌上，分明有一张纸，吸引了郭小林的注意力。
郭小林瞟了一眼，一二三四地列了几条，好像有“查明死因……”什么的，最后一条是“妥善安置子女”因为距离稍近，郭小林看得清楚些。一种不祥的预感在心里渐渐弥漫开来。
这时，里屋走出一个人，叫郭小林兄妹进去，只见几个干部模样的人坐在那里……此刻，郭小林已经开始有点儿神志恍惚，只听见有人宣布：你们的父亲……今天……早晨……去世……了……
郭小林一下子懵了。屋里坐的是什么人、一共几个人、长什么样，郭小林一点儿没有印象。只觉得一股无名的怨恨从心底升腾起来，冲撞着本已不清晰的意识……后来他们说了什么，郭小林他们怎么走出房间，到什么地方休息，一概都没了感觉。
未抽完的烟头掉落在他枕头边
郭小川去世的消息被很快报告上去，中央立即责成中组部和公安部组成联合调查组，20日赶赴安阳，会同省地两级的官员组成工作组。工作组由中组部老干部组刘某牵头，公安部派来王亮、徐婉两位刑侦技术专家。
郭小林们18日傍晚看到的、写在纸上的几条，是中组部指示的电话记录。
根据专家的分析，郭小川的死亡时间应该是17日晚上8：20左右。因为现场的遗物中郭小川戴的手表表蒙子崩掉了，表盘被熏黑，在8：20的位置留下了表针的印迹。
据说，大约在18日凌晨，住在同一招待所四层同一位置（401房间）的中央医疗队几位医务工作者被烧焦气味熏醒（一层的烟雾顺着卫生间的排气通道上蹿到四层），曾四处查看，未发现失火迹象，睡下不久还是呛得不能入睡，遂去找服务员；后与服务员逐层查找，查到一层尽头的101房间，看见门窗缝里有烟冒出，才明白是老郭的房间失火。这时大约是早晨六七点钟。
打开房门后，大股浓烟冒出，屋里早已被浓烟充满，据说有一个服务员冲进浓烟中，发现只有离地面二十厘米左右的空气还是透明的：“他摸了摸床上，没摸到人，趴在地上才发现老郭已滚落地下。他憋着气，双手伸进老郭腋下，不料一下子插进棉被阴燃的红炭中，把手烫伤，惨叫着退了出来。另一个服务员进去抓住棉被一角把老郭拖了出来。”如果上述情况基本属实，那么，经过一夜的阴燃，房间里的氧气就已被耗尽，符合专家作出的“因失火导致浓烟窒息而死”的法医学结论。
具体地判断，阴燃是由于郭小川吃了安眠药又吸烟，没吸几口，安眠药起作用了——安眠药有一种“击倒式”的作用，即马上倒下入睡。其次，安眠药还有对神经系统的阻断作用——人的末梢神经感觉到了刺激，但安眠药阻止这种刺激的信息传导到中枢神经即大脑中。所以郭小川被发现时是掉在地上的，他的身体感到烫、疼，他挣扎、翻身、以致掉下床，但心里不明白是怎么回事（醒不过来）。燃烧的香烟掉在了枕头旁。无明火阴燃了被子、褥子，最后阴燃了床垫中的海绵（泡沫塑料），这些东西的燃烧夺走了空气中的氧气，还产生了多种有毒的气体。
追问了三十年的死因
由于郭小川去世的时间恰巧处在一个关键的节点上，不免令家人感到蹊跷。连中央也产生了很大疑惑，所以迅即派员调查。但专家的结论作出后，并没有平息人们的怀疑。郭小川的老上级、一位副总理在追悼会上用拐杖使劲杵着地板说：小川就是被害死的！老作家黄秋耘多年后在《新民晚报》上发表短文，还认为有可能是被害死的。
郭小林于1978年3月初给刚接任中组部长的胡耀邦写了一封短信。在短信中郭小林表示还要写长信，详述他们作为家属对死因的怀疑等意见。应该承认，郭小林当时的态度是有些偏颇，主要是因为对具体调查人员冷漠的态度以及丧事、追悼会的安排、悼词中的评价不满。
胡耀邦迅速地回了一封亲笔信，他说，他“牺牲了一点必要的睡眠时间”，放弃了秘书草拟的复信，“亲自给你写封回信”。
在信中，胡耀邦认可中央派去处理此事工作组的结论、对子女的安置以及悼词：“（悼词说）郭小川同志曾经同‘四人帮’作过斗争，而‘四人帮’以莫须有的罪名对他进行排斥打击。郭小林认为，这是对郭小川同志的基本评价。一个革命者，最后取得这样的评价，是很不容易的，是难能可贵的。请你想想：在郭小林他们这一代人中，真正在自己的一生中为党为人民写出了不少好作品的人，并且在‘四人帮’横行的年代里同‘四人帮’真正作过斗争的人，究竟有多少呵。悼词是不是还可以多写一些话，是不是还可以评价得更高些？这当然是可以再讨论的问题。但郭小林认为，问题不在这里。问题在于：对一个人的评价是否基本正确……基本上对了，也就可以了。……对一个人，生前往往有这样那样的鉴定，死后，往往有这样那样的评论……可靠吗？可信吗？又可靠可信，又不可靠不可信，因为鉴定评论，终归要人民，要群众，要后代子孙来做。群众，人民，后代子孙并不记得什么鉴定和悼词，记得的是那些有血有肉的史实。他们把仇恨刻在心中，也把怀念刻在心中。”
胡耀邦以战略家的眼光，在关乎中国命运的大决战中，“一城一地”的得失尚可不计较，遑论一字一词的取舍。
在郭小川去世30年后，郭小林撰文对父亲的死因做了最终概括。他说，经过了三十年时间，我们掌握了许多过去不知道的材料和证据，完全可以断定，父亲的不幸身故和他所患的多种严重疾病有很大关系。而他所患的多种严重疾病完全是由于文革中反复挨整及恶劣的生活环境造成的，因此可以说，文革才是使他遭此不幸的根本原因，换言之，是罪恶的文革杀害了他。正是由于文革对郭小川在精神和身体上的反复折磨，致使他的健康持续恶化，而在当时的条件下又不可能在医院很好地治疗休养，家人也无法负起照料他的责任，加上他自己也很不在意，经常以“幸存者”自况。他在最后的名篇《秋歌》中说“总有一天，我会化烟，烟气腾空……”并不是“一语成谶”，而对自己的身体情况和不良习惯是了解的，知道自己说不定哪一天就会因吸烟失火死去……
